編者按：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也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絕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勁頭，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資源高效利用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之上。“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全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會產生重要變化。關注重要現實問題，積極為碳達峰、碳中和貢獻學術智慧，是青年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為此，本版特組織幾位青年經濟學者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討論，并邀請專家予以點評，以饗讀者。

　　與談人：

　　張志強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研究員

　　王 克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

　　王珂英 湖北經濟學院低碳經濟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

　　劉玲娜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后

　　1.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背景

　　主持人：碳達峰、碳中和是當今社會的熱詞，是國家未來幾十年的重點工作之一。我周圍很多青年人都非常關注這個問題。請老師們介紹一下什么是碳達峰、碳中和？二者是什么關系？

　　王克：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歷史最高值，達峰之后進入逐步下降階段。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的凈零排放，具體講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與二氧化碳的去除量相互抵消。實現碳中和，不僅要求各部門的碳排放水平下降，還要采取植樹造林、負碳排放技術和碳補償等措施抵消碳排放。

　　張志強：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前置條件，只有實現碳達峰，才能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的時間和峰值水平直接影響碳中和實現的時間和難度：達峰時間越早，實現碳中和的壓力越小；峰值越高，實現碳中和所要求的技術進步和發展模式轉變的速度就越快、難度就越大。

　　碳達峰是手段，碳中和是最終目的。碳達峰時間與峰值水平應在碳中和愿景約束下確定。峰值水平越低，減排成本和減排難度就越低；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越長，減排壓力就會越小。

　　王珂英：從各國碳達峰路徑看，碳達峰后會經歷一個平臺期，之后隨著技術進步，碳捕集技術和負排放技術越來越得到廣泛應用，碳排放水平會持續下降，進入良性循環，并最終實現碳中和。從歷史排放看，發達國家制造了更多的排放總量，但他們大多在20世紀后半期或21世紀初就實現了碳達峰。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承諾用全球最短的時間——30年，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完成全球最高的碳強度降幅，這個任務非常艱巨。這意味著我國從碳達峰到實現凈零排放，幾乎沒有緩沖期。為此，首先要在碳達峰之前的時間窗口，積極采取碳減排行動，盡力降低峰值；其次是要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以盡早達峰，一些條件成熟的省份、城市和行業可以率先達峰，為順利實現碳中和爭取戰略主動。

　　主持人：我國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時間緊、任務重，我們為什么要作出這一承諾？換句話說，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背景是什么？目前，國際上有哪些國家已經開展了相關工作？

　　王克：從國際來看，2016年全球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巴黎協定》，成為繼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后，人類歷史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國際法律文本，形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巴黎協定》提請所有締約方在2020年前提交21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MCS），以推動全球盡早實現深度減排。我國提出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高度契合《巴黎協定》要求，是全球實現1.5度溫控目標的關鍵，展示了我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體現了我國推動完善全球氣候治理的決心，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貢獻。

　　從國內來看，我國以往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了資源能源過快消耗和生態環境嚴重破壞，迫切需要轉型到依靠知識、技術、治理提高效率、支撐增長的發展階段。我國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盡快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轉型，是符合自身發展利益的，更可形成國內低碳行動與全球氣候治理的良性互動。

　　王珂英：當前我國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是我國主動作出的戰略決策，可借此推動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形成新的發展方式。在全球經濟社會能源變革的大趨勢下，有助于倒逼中國加快發展方式轉型，加快構建起綠色低碳的經濟體系。

　　張志強：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積極參與到碳中和等氣候變化強化行動中。比如，2017年有29個國家簽署《碳中和聯盟聲明》，承諾在21世紀中葉實現零碳排放；2019年9月的聯合國峰會上，66個國家承諾實現碳中和目標，并組成氣候雄心聯盟；2020年5月，全球449個城市參與了由聯合國氣候專家提出的零碳競賽；截至2021年1月，已有127個國家承諾在21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目前，不丹、蘇里南等國家已實現碳中和目標，英國、瑞典、法國、新西蘭等國已將碳中和寫入法律。截至2020年11月，已有19個國家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提交長期低排放發展戰略（LTS），其中有11個國家的LTS包含碳中和目標，承諾實現碳中和的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已達全球的50%。

　　2.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哪些挑戰與機遇

　　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師所提到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不僅是世界各國對碳排放量的約束，也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變革。我國現階段處于工業化后期，不同于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我國仍需繼續推動工業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哪些挑戰？

　　張志強：在碳達峰、碳中和語境下，產業結構調整有新的內涵。首先是必須追求產業結構的低碳化。以往基于化石燃料的高碳產業結構應按照碳排放水平進行重新調整，對于高碳排放的電力、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在原來上大壓小和淘汰落后產能的基礎上，必須開展低碳化改造。其次是需要培育新興產業。技術革新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清潔化和低碳化的趨勢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發生改變。新興產業先天具有低碳化的優勢，尤其是新興服務業。在技術路線的選擇上，新興產業沒有傳統高碳產業的歷史包袱，能以較低成本走上低碳甚至零碳的發展方向。

　　王珂英：產業結構調整是降低碳排放的有效途徑，但資源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碳減排將面臨更艱巨的挑戰。長期以來，對資源的依賴造成資源型地區產業結構的扭曲，影響了產業結構的正常演進，第二產業比重往往過高，因而碳排放規模較高，這些地區能否完成碳減排任務，是全社會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新興產業和低碳產業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發展，以彌補資源枯竭或化石能源退出帶來的負面影響，資源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就是不成功的。

　　王克：碳中和意味著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能源體系和相關基礎設施的重構，這將是一個利益重組的過程，在技術、經濟、社會等層面都是重大挑戰。一方面，我國的基建規模雖然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仍低于發達國家。尤其是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還在繼續推進，處于擴張期的城市還有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新建和翻新需求。在這樣的發展階段，要有效控制碳排放存在較大困難，需要找到切實可行的轉型路徑。另一方面，產業轉型也存在很大風險。以煤電為例，根據對2019年現存煤電項目的財務成本核算，全國有近70%的煤電機組處于虧損狀態，如果采取提前退役和降低發電小時數等方式逐步退出燃煤發電，煤電部門虧損狀況或將加劇，甚至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給地方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并加劇區域經濟的不平衡。

　　主持人：碳達峰、碳中和為經濟社會帶來深刻變革，同時也為能源轉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合作帶來巨大機遇，請介紹一下具體存在哪些機遇？

　　張志強：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需要顛覆工業革命以來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能源消費結構，而且需要創造新的行業和產業盈利模式。發達國家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和標準優勢，通過設置市場壁壘、征收碳關稅等手段，能夠不斷保持自身的領先優勢。例如，今年歐盟試圖強行實施的碳邊境調節機制，就是通過對沒有實施減排機制的國家征收邊境調節稅，以防止碳泄漏的名義，強化自身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的話語權。

　　未來碳中和下的投資有巨大成長空間，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有助于擴大我國的投資規模。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估算，若溫度升幅目標被控制在2或1.5攝氏度，未來30年中國能源系統需要新增投資約100萬億至138萬億元。高盛研究報告稱，到2060年，中國清潔能源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將達到16萬億美元（約合104億元人民幣），創造4000萬個凈新增工作崗位。

　　王克：實現碳中和，需要通過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提高生產要素投入效率，需要加快發展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綜合效益高、成長潛力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制造業以及和制造業相匹配的現代服務業。因此，碳中和將成為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助推器或催化劑。此外，大量與低碳技術研發、示范和推廣應用相關的持續巨額投資，在提升我國在低碳科技革命領域國際競爭地位的同時，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能。

　　王珂英：我國綠色金融也會獲得更快發展。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取得一定進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已初具規模，但遠不能滿足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所需的綠色融資缺口。未來電力行業清潔發電設備投資、交通運輸行業電動化進程、新能源汽車及航空航運設備的低碳改造、制造業低碳設備大規模投入、低碳基礎設施建設、碳捕捉碳儲存領域的投資，都意味著龐大的綠色投融資需求，無疑將為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帶來巨大機遇。

　　3.經濟學能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哪些支持

　　主持人：研究碳達峰、碳中和，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多個學科領域。目前“碳中和經濟學”受到廣泛關注，請問該如何從經濟學視角解釋碳達峰、碳中和？經濟學可以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提供哪些支持？

　　王克：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科學。實現碳中和目標，意味著碳排放容量成為一種稀缺性資源，碳中和經濟學就是從配置碳排放容量這一稀缺資源入手的。配置碳排放容量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明晰和分配全球溫室氣體容量資源產權的過程。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可以通過國家強制力對這一產權作出強制性定義，然后選擇相關政策手段如財政、稅收或排放貿易等加以執行。在全球層面分配碳排放容量，目前只能通過跨國談判和協商來確定。

　　很多發達國家在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后實現自然達峰，然后經歷較長平臺期，逐步進入碳排放下降通道，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需要持續經歷50至60年。我國在人均GDP更低的水平上實現碳達峰，而且峰值更低，排放軌跡也更低，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轉變時間只有30年，這種排放軌跡和轉型路徑，與發達國家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完全不同。中國能否在借鑒發達國家達峰經驗的基礎上，走出一條比發達國家質量更高的碳減排路徑，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命題，也是經濟學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

　　張志強：碳中和經濟學繼承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通過對碳中和涉及的供給與消費、成本與收益、貼現與代際、制度與路徑、產業與技術、國內與國際等關系的研究，闡釋了自然資本與社會資本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機制，對于解決當今世界存在的氣候危機具有指導意義。

　　碳中和經濟學主要解決以下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基于人類活動的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耦合機制。通過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與能量交換，以碳作為一種通用指標，以生態價值的形式將自然資本體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二是實現由高碳向零碳的動態迭代，將帶來能源系統、生產與消費系統和環境系統相關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價格信號為主的碳交易機制和以碳稅為導向的財稅機制共同發揮作用，能夠積極引導整個社會向低碳化方向發展。三是對國家治理機制的研究。即基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明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也要考慮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利益均衡，當代人有義務為下一代人創造更可持續的發展空間。

　　王珂英：隨著控制溫升以及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共識，各國紛紛提出本國的碳排放控制目標以及碳中和時間表，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碳排放峰值、凈零排放時間的約束下，對不同發展模式和減排路徑下的經濟增長的成本與收益進行核算，分析如何以最小成本達到目標，從而為公共政策和市場化工具的設計提供理論基礎。在糾正碳排放的外部性方面，碳市場和碳稅是經濟學常用的兩類工具，在實現碳中和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如何平衡短期與長期、局部和整體的利益關系等問題，仍待經濟學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4.完善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制度安排

　　主持人：從新聞報道中看到，我國多個部委正在推進碳中和相關工作。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需要什么樣的制度安排？特別是對于處于基礎地位的工業、交通、建筑和電力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政府應如何強化政策支持？

　　王克：首先需要在戰略上高度重視，盡快達成戰略共識，明確碳中和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戰略意義，將碳中和目標納入相關重大戰略與規劃中。其次需要建立完整的政策體系，重視發揮財政手段的正向激勵和逆向限制雙重作用，通過擴大財政支出降低企業和個人碳減排成本，通過財政限制手段對不符合碳減排標準的企業和產品實現逆向淘汰；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以市場化方式引導金融體系提供碳中和所需資金；加快碳市場的建設和完善。最后，加強碳中和關鍵技術研發，為向低碳化、清潔化、分散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提供必要突破性技術支撐。

　　張志強：碳中和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法律、經濟和社會等方方面面。從立法角度看，氣候變化立法還在積極推進之中，作為未來低碳、零碳社會基本關系的依據，當前還需要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快立法進程是未來推進碳中和工作的重中之重。從經濟角度看，碳中和不僅是將之前生態環境損害的成本內部化，更是經濟運行機制的一種調整，涉及經濟工作各個領域，既包括電力、鋼鐵、化工、水泥等傳統行業，也涉及金融、信息、國際貿易和基礎設施等多個領域。對于工業、交通、建筑和電力等基礎行業，要推進存量投資低碳化，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業。推廣利用碳市場等機制，加快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王珂英：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減排特點和路徑選擇。對電力行業來說，能源結構重塑是關鍵；工業行業的減排難度取決于碳排放結構，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可以通過電氣化改造來進行控制，而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則需要通過行業技術發展以及碳捕捉和碳儲存技術來解決；交通和建筑行業不僅需要生產端的努力，更離不開對需求側的引導和消費者的積極參與。

　　專家點評：

　　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陳迎：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作為當前各部門、各領域的一項重點工作，已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和熱議的話題，必將帶來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在此背景下，光明日報以“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學解讀”為主題組織的青年論壇，恰逢其時，青年學者們的討論內容很有啟發意義。

　　首先，青年學者們結合國際國內不同視角，準確解讀了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背景，這一點非常重要。目前社會上對碳達峰、碳中和的概念和內涵仍存在一些誤解或偏見，甚至把二者割裂開來。一些地方仍有在碳達峰之前搶上高碳投資項目的沖動。只有從戰略高度深刻理解碳達峰、碳中和的重大意義，理解碳達峰、碳中和是同一目標的兩個階段，從現在開始就瞄準碳中和愿景目標積極推動經濟社會轉型，才能實現高質量的碳達峰，為邁向碳中和打好基礎。

　　其次，青年學者們較為全面地分析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將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體現了討論的深度。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以最高降幅、最快速度從碳達峰達到碳中和，時間緊、任務重，無疑是一場硬仗、一次大考。當然，重大機遇往往與嚴峻挑戰并存，只有主動迎接挑戰，做好各方面準備，才能更好地把握發展的新機遇。碳中和目標開啟了新一輪國際技術經濟競爭，各國蓄勢待發，紛紛提出碳中和目標并制定相應的長期低排放發展戰略。未來，圍繞碳中和的競爭與博弈很可能重塑世界經濟格局，無論是順應國際大趨勢，還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自身需求出發，中國都必須迎頭趕上。

　　最后，青年學者們從經濟學支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角度熱議“碳中和經濟學”，這一點難能可貴。碳達峰、碳中和是前所未有的偉大經濟社會實踐，必然會有很多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亟待探索，經濟學可以也必須為此作出貢獻。歐美發達國家多在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就已實現碳達峰，政府間氣候變化談判1990年才開啟，發達國家的碳達峰雖受石油危機、環境政策和天然氣廣泛使用等影響，但主要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后實現的自然達峰，當時的條件與現在的科學、技術、環境、經濟、政治、法律等諸多方面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青年學者有責任立足國內外新形勢新挑戰，發揮聰明才智，在這一領域交出一份不負時代的答卷。

　　科技部“全球變化及應對”重點專項總體專家組成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石敏俊：

　　黨中央提出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這是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戰略決策，不僅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體現了大國的責任擔當，也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綠色低碳轉型。

　　但實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一方面，中國在人均收入偏低的階段就面臨碳達峰、碳中和的考驗，這是史無前例的；另一方面，我國能源需求依然旺盛，“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使得我國能源消費對煤炭的依賴難以減輕，能源轉型難度極大。2020年，雖然我國風能發電和光伏發電的裝機容量合計已達4億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但這僅占全國能源消費的不到5%。即使2030年風能發電和光伏發電的裝機容量合計能達到12億千瓦，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例也只有10%左右。目前，我國運行核電機組已有49臺，裝機容量51027.16兆瓦，累計發電量3662.43億千瓦時，仍只占發電總量的4.94%，占全國能源消費的3%左右。

　　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中國仍要堅定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是因為中國向世界做出了莊嚴承諾，更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但傳統發展模式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低能耗、少污染、高質量的綠色發展道路，碳達峰和碳中和是我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必然選擇。

　　應對挑戰，中國必須走出一條比發達國家質量更高的碳減排路徑。由于碳達峰的時間和峰值水平會直接影響碳中和的時間和難度，因此我國必須將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統籌起來，從技術、經濟、制度三個層面切入，強化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頂層設計，明晰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路徑，加強低碳技術創新、產業綠色轉型的政策激勵和引導，引導全社會朝著綠色低碳方向轉型。

　　氣候變化經濟學近年來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關注，重要標志之一就是美國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因在氣候變化領域的貢獻獲得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學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能夠在碳減排等公共政策制定、經濟社會系統低碳轉型的治理機制設計等諸多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幾位青年學者專門探討了經濟學理論是如何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支持的，體現了青年學者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更表現出良好的學術敏感性。他們談到的碳中和經濟學，是值得廣大青年學者們積極探索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