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智慧城市是現代科技與城市發展緊密結合的大趨勢,建設智慧城市需要回歸本質了解城市。本文分為上下兩篇,分別簡要闡述城市發展歷程和數據要素與城市的化學作用。筆者并非從事城市學研究的專業人士,觀點也難免存在疏漏和片面性,僅藉此與讀者分享一些有限的理解,共同尋求對事物的理性認知。

一、城市在農業社會階段發展緩慢

城市是一個非農業人口聚集的地區,主要具備發展非農業產業的職能。

遠古時代,為了穩定和安全,人類開始定居,形成村落;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商業萌芽,出現了商品交易的集鎮;隨著區域內政治權利、軍事防御、經濟活動等功能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墻垣圍繞的城市。

城市化,簡單說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工業和服務業向城鎮聚集的過程,也稱為城鎮化、都市化。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城市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極其緩慢。早期的城市并沒有形成大規模的人口聚集,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

二、城市伴隨工商業的發展迅速崛起

學者們普遍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對城市化進程也起到了關鍵的驅動作用。

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和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信息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兩次重要的現代化轉型。它們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分工,為城市發展帶來了巨變。以工業革命為代表的第一次現代化轉型,使大部分發達國家從傳統鄉村社會轉向現代城市社會,農民牧民不斷涌向新的工業中心,讓城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一戰前夕,發達國家的城市已經具有相當規模;一戰后的美國,城市人口比例已經超過50%。

二十世紀中后期,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爆發,驅動著現代化走向第二次轉型,再一次深刻影響了全球城鎮化的進程和形態:知識和創新取代工業成為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網絡化和智能化轉型滲透到城市治理、城市服務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中國城市在兩次現代化疊加期爆發

從1800～1950年,世界總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增加了23倍,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正處于巔峰時期。

相比于世界發達經濟體,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滯后,直至新中國成立才蹣跚起步,當時城市人口僅為10%左右。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即改革開放后,城市人口從不足18%起步,到2012年突破50%。我國在工業和信息現代化轉型的雙重推動下,經歷了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率從20%到50%,英國和德國大約用了100年,美國用了近60年,日本用了近50年,而我國僅用了30多年。

快速城市化,幫助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已經成為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未來10年,中國將有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將創造80%的國民收入,90%以上的財政收入。

四、城市發展道路上不只是繁榮

正如威廉·D·約翰遜所說:“工業經濟早期階段一般都是這樣,擁擠、貧窮的生活條件,造成結核病死亡率增加。”

在工業革命大潮中,大量勞動人口的涌入,為城市快速發展提供了新鮮的活力與不竭的動力。但同時,住房供應不足、供水排水系統缺乏、垃圾處理困難,甚至瘟疫流行,成為大多數城鎮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現代社會,大都市伴隨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也被人口膨脹,堵車、停車難、霧霾、住房擁擠、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等種種“城市病”所困擾。城市化進程中的規模效應紅利和由此引發的“城市病”成為城市化道路上的矛與盾。對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激發著人們積極創新,不斷推動社會變革。比如19世紀的英國,脆弱的城市環境和公共衛生體系給人們的生命健康帶來極大的威脅,也促使其公共衛生體系逐漸發展完善,并影響了全世界的公共衛生事業發展。

五、中國需要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

城市化是個多維概念,簡單的看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現象,而完整內涵包括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經濟城市化(主要是產業結構)、地理空間城市化和社會文明城市化等眾多方面的變革,變革中的挑戰必然是錯綜復雜的。

同樣的城市化進程,對比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不難發現,英、美、德等國工業基礎好,城市起步早,時間跨度大。特別是發達國家兩次現代化轉型的時間長達兩個世紀。這是非常有利的優勢,有更充分的時間逐步去消化和解決在發展中衍生問題,也更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比如在第一次現代化轉型時期,發達國家逐步緩解了人口膨脹帶來的空氣污染和公共衛生等首要問題,在第二次現代化轉型時期,可以更加側重環境保護和民生需求。

反觀中國,僅用短短的幾十年,城市就經歷了爆發性增長,城市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我們既要借鑒發達國家第一次現代化轉型中城鎮化建設的先進經驗,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區域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以及城鄉差距的縮小;又要面對第二次現代化轉型的新形勢,如知識經濟浪潮、信息技術革命、生態環境危機、人的主體性覺醒等。

雖然快速城市化帶了一些困擾,但是發展的腳步不會停下,我們需要堅持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的理念,從規模化擴張轉向高質量發展:——提升城市的全方位素質,不光要發展土地和人口等要素資源,不能偏科——關注城鄉均衡發展、公共服務均等化、資源環境等承載能力——有效發揮科技作用,避免單純的資源競爭。

經過長期的摸索和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10月政治局第36次集體學習提出了“以推行電子政務、建設新型智慧城市等為抓手,以數據集中和共享為途徑,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非常之勢當有非常之策,中國特色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明確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

2020年4月,首次公布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大生產要素的改革方向和相關體制機制的建設要求。數據作為“第五大生產要素”寫入文件,強調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規則。

為什么數據成為城市新的要素資源,數據與城市發展會發生怎樣的化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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