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韓國的私教育(與公共教育對應)生意愈來愈火爆。

　　這主要得益于韓國政府與國民對教育投入的極端重視。據(jù)韓國媒體披露，韓國對公共教育(學校教育費)的投資占年GDP總量的約8.2%，在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jīng)濟合作組織(OECD)30個成員國中位居第二，該組織成員國對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為5.6%。近二三十年來，韓國的財政預算總支出1/5安排為教育經(jīng)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8.2個百分點中，家庭承擔了3.4個百分點，明顯高于OECD成員國平均數(shù)的0.7%。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韓國家庭除了對孩子在學校的教育投入以外，還為子女教育投入了巨額的“私教育費”(與學校教育或者公共教育對應，主要指各種課外補習班，各種證書考試輔導班)，其比例之高可以說舉世無雙。

　　韓國私教育現(xiàn)狀

　　以2007年為例，私教育費幾乎占家庭教育總支出的一半(47%)， 占家庭總支出的12%。韓國“私教育費”占這個國家對教育總投入的41%，而OECD國家平均僅為14%。據(jù)韓國教育部門的抽樣問卷調查，這年韓國77%的小學、初高中學生到課外補習班補課，每周平均10.2小時。接受課外輔導的學生平均每人每月花費28.8萬韓元，每年達346萬韓元(約合3460美元)。

　　除了各種升學考試輔導班外，還有五花八門的各種私教育：資格證書輔導班如英語考級、托福班、計算機考級、會計師證、廚師證、建筑師證等;公務員考試輔導、司法考試輔導;各種技能輔導班：如跆拳道班、音樂班、繪畫班、美容班等等。

　　2007年，韓國各種私人教育費市場總量約21萬億韓元(當時約合210億美元)，占當年韓國經(jīng)濟總量的2.3%!

　　自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韓國經(jīng)濟一直不太景氣，家庭都壓縮消費支出，唯獨教育支出一直呈上升狀態(tài)。即使生活再困難，父母也不愿意減少對孩子的教育支出。有統(tǒng)計顯示，這10年來，韓國物價年均上漲2%-3%，但教育費用上漲是物價的兩倍以上。

　　遇到經(jīng)濟危機時，百枝蕭條，往往課外輔導一業(yè)獨秀。家庭用于私教育費用占家庭總教育支出的比重，更是呈上升狀態(tài)。2000年是28.4%、2001年是31.4%、2004年為34.1%，2007年更為47%。從絕對額看，2008年韓國全國私教育費用是2000年的3倍。

　　面對一個年銷售額達20多萬億韓元的課外輔導市場，私教育在韓國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yè)鏈條。學院(韓國稱補習班為“學院”)數(shù)量急劇上升。僅以小學、初高中升學輔導為對象的學院為例，2002年末全國有16659家，2006年中有27724家，2008年9月增加到34500家。6年時間，補習學院增長了一倍多。

　　據(jù)韓國報紙報道，2008年，韓國從事課外輔導的全體從業(yè)人員達52萬人。其中，在學院任教的講師有24萬人，學院派到學生家庭進行輔導并批改作業(yè)的老師有7萬，另外還有21萬上門一對一輔導的老師。這相當于當年韓國總就業(yè)人口(2358萬)的2.2%。近幾年，由于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難，每年有近10%的大學畢業(yè)生直接做了補習學院的老師。

　　課外輔導市場火爆，盈利空間大。韓國很多著名企業(yè)如三星、現(xiàn)代、LG等都染指課外輔導行業(yè)。甚至于國際上著名的民辦商業(yè)性教育機構也殺到韓國，分到私教育的一杯羹。這些企業(yè)所獲利潤都頗豐厚。

　　私教育火爆原因

　　韓國同為深受儒教倫理影響的東方國家，極重視國民的教育。“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歷是門面、是進入上流社會的通行證”等觀念深入了韓國民眾的骨髓。可以說，在韓國社會，重視學歷、文憑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韓國報紙有一個針對年輕人關于成功要素的調查，結果顯示，男性認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學歷”，女性認為是“外貌”。

　　就業(yè)應聘文憑優(yōu)先。在韓國，無論是公務員考試、司法考試，還是各企事業(yè)單位招聘員工，在履歷表中都少不了“最后學歷、畢業(yè)學校”欄目，有些單位招聘更絕，甚至要應聘者填上“父母學歷”。那些高學歷者尤其是畢業(yè)于“漢(漢城大學)、高(高麗大學)、延(延世大學)”的學子個個趾高氣揚，而畢業(yè)于地方大學的畢業(yè)生在職場競爭中則顯得灰溜溜的。據(jù)韓國主流媒體披露，畢業(yè)于“漢、高、延”三大名校的在政府高官、大企業(yè)高管中占據(jù)非常高的比例。

　　收入與學歷掛鉤。在韓國社會，不同學歷的人就業(yè)收入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韓國媒體有個調查，韓國初中、高中、大專、本科畢業(yè)生工資收入的動態(tài)變化是：如果以本科生收入為1的話，1995年初中生為0.6、高中生為0.74、專科生為0.76;2004年，初中生為0.58、高中生為0.69、專科生為0.72。到現(xiàn)在，差距更明顯了。

　　在不同大學獲得的學位在就業(yè)市場上的待遇可謂涇渭分明。2007年韓國開發(fā)研究院對全國199所四年制大學依次排名后，分析了他們畢業(yè)第一年的工資。排名1-5名的大學，畢業(yè)生平均月工資為233萬韓元(1988-2002年，下同);6-10名的大學178萬韓元;11-30名的大學是173萬韓元;31-50名的大學是160萬韓元;51-100名的大學是152萬韓元;100名外的大學是145萬韓元以下了。

　　和中國一樣，一年一度的高考也牽動著千萬個家庭的神經(jīng)，“金榜題名”不啻是千萬個青年學子的最高人生境界。高考升學率往往也成為評價一個家庭、一所中學優(yōu)劣的重要指標。

　　1980年，韓國高中生升入大學率為27.3%;1990年為33.2%;2000年為68%;2005年以后超過80%，目前已經(jīng)為84%。2008年瑞士國際經(jīng)營開發(fā)學院(IMD)發(fā)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中指出，韓國大學教育普及率位居世界第4位。如今，這個不到5000萬人口的國家，4年制大學超過200所。

　　按理說，在高達84%的大學教育普及率的國家，高中生要上大學應該很容易。然而，若想上名牌大學卻絕非易事，同樣要面臨殘酷競爭。名牌大學的畢業(yè)生意味著可以選擇好行業(yè)、大企業(yè)，比低學歷人或者普通大學的畢業(yè)生享受更優(yōu)厚的收入。為了讓孩子將來上名牌大學，韓國的家長就得設法讓自己的孩子上名牌幼兒園、名牌小學、名牌中學。甚至在嬰兒時期就開始就讓孩子進入競爭角力場，為的是不輸在起跑線上。

　　筆者經(jīng)常在韓國報紙上看到極端的報道，說在首爾富人區(qū)也是輔導學院林立的江南區(qū)，居然有“嬰幼兒英語班”，少婦或保姆抱著一兩歲的嬰幼兒來聽課，還往往一張聽課證難求。

　　筆者2004年曾在韓國光州講學一年，晚上八九點鐘離開學校回住處時，在公共汽車站總能看到一大群年輕的媽媽帶著學齡前的孩童，在附近學院學英語或鋼琴，也有學跆拳道的。我就想，在儒學文化圈內的東亞國家，“讀書至上”的倫理真是顛撲不破的，只是不知生活在這樣國度的孩子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呢?世界上能夠與中國中、小學生比辛苦的大概只有韓國了。

　　歷屆政府的對策

　　課外輔導泛濫，學生負擔重，家長花在孩子身上的私教育費成了家庭昂貴負擔，有韓國專家稱，學費昂貴的課外輔導班是侵害民生經(jīng)濟的“毒瘤”，是韓國社會的“陳年疾患”。顯然，私教育在韓國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近幾屆韓國政府，都發(fā)誓要將私教育費降下來，然而往往是適得其反。

　　盧武鉉執(zhí)政時期，認為韓國社會貧富差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不平均造成的。有錢的人住在富人區(qū)， 能上好學校(主要是指重點高中)，然后能進入名牌大學。盧武鉉政府推出“教育均等化”政策，取消公立中小學的重點學校、重點班，學生升學一律就近入學，有點類似我國大城市的電腦派位。但是大學仍然要考試。結果是，家長為了使自己孩子考上名牌大學，家境好的就上私立中學。上不起私立中學的，在公立學校放學后又紛紛將孩子送入課外輔導班補課，為此要付出昂貴的私教育費(課外輔導費)，還加重了學生們的學業(yè)負擔。家貧的孩子連輔導班也上不起，更加大了貧富學生學習成績上的差距。

　　李明博政府提出加強公共教育，使學生沒必要再去上課外輔導班，進而降低家庭的私教育費用。具體措施有改進高考錄取方式，從一張考卷定終身，到參考學生高中學習成績;試卷從選擇判斷題為主到增加論述題分量;寓教育于娛樂中，實行活性化教育(有點類似我國的素質教育);由家長和學生對公立學校中小學老師的工作進行評分制;硬性規(guī)定輔導學院學費的上限等等。然而，同樣沒收到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