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個例子來支撐他的觀點，美國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承擔了全球50%的損失，本國的GDP也下降了20%，而在2012年底美國經濟開始復蘇了，用了不過四年的時間走出危機，并再次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危機期間，那些不能活下去的企業被市場淘汰。在吳慶看來，經濟的衰退與增長，無競爭性企業被淘汰，是市場經濟中一個再自然不過的現象。沒有什么可怕，因為被淘汰的企業家不會閑著，他們會考慮下一個企業在哪里建廠，生產什么。市場的環境會逼著企業去思考創新，像iphone6、iwhatch、google眼鏡以及各種可穿戴設備的發明，都是在此時醞釀并創造出來的。“這是市場潛在的力量，不用政府操心。”他說。

　　他表示，我們的產業政策則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辦法來應對這場危機，4萬億的財政投入和10萬億的貨幣投放，這個錢一放出去盡管經濟增長上去了，但留給以后的隱患卻很大。美國政府沒花那么多錢，衰退就衰退，隨其自然。復蘇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雖然這次美國的復蘇當中失業率看上去還很高—達7.5%，以至于讓很多經濟學家懷疑美國的經濟復蘇不真實。但是吳慶認為，美國就業率恢復的緩慢恰恰說明這一次的復蘇是真實的。美國的市場機制讓他們盡快地從破產的企業解脫出來創立新的企業，如果這些企業家還在原來的企業里呆著，他們就沒有機會去創造新的企業。“我們的政府花了很多錢就是要讓我們的企業不破產，為了維持穩定，不能讓工人下崗，保就業就是保穩定，于是那些企業就留下來了，那些企業家就困在毫無競爭力的、茍延殘喘的企業里面了。即使那是過剩的產能，即使它是毫無競爭力的產業。”

　　吳慶說，金融危機后4萬億的投入所留下的隱患現在已經顯現，突出的表現是產能更加過剩。我們不得不用更長的時間去調整。但是教訓是深刻的。為避免中國經濟出現更大的風險，他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走市場化之路，避免政府的過多干預。他認為中國要想長期穩定發展，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產業政策干預上。“這個我們有過失敗的教訓，如汽車產業。當時中國發展汽車產業的初衷是以市場換技術，因為我們起步很低，但是有很大的市場空間，于是我們和國外的廠商搞合作，我們給他們提供市場，希望換得他們的技術。但是多年合作下來我們沒有看到我們自己的汽車技術水平、能力的提升。這種交換到現在看來極不劃算。”

　　他認為，從產業政策中隱退是中國經濟做大做強的根本。“這個過程需要我們的產業政策從主導型向輔助型，從目標型向指導型的轉變，政府對產業的親力親為最終必須徹底改變。”其中，吳慶提到打破國有壟斷的必要性，“拿銀行來講，如果打破國有銀行的統治地位，最受益的首先是小微企業和農業。資本下鄉了，農村的轉型升級就會加快，因為農業產業化急需大量的資本。農村面貌的改變直接的影響就是富人會離開城市，流向農村。當然這還要有土地產權和知識產權的配套改革。知識產權解決的是能否留住創新型企業，這是中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標志。”

　　吳慶最后指出，產能過剩問題是政府干預一手造成的。過剩產能的背后都有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就業、稅收、GDP成績和官員的仕途緊密相連。各級地方政府，各自把手一塊，不會輕易撒手，即使是過剩的產能，即使是高污染的行業，只要有政府的利益在里，就很難調得動。吳慶不看好當前一些壟斷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造，因為帶有政府色彩，沒有看到實質性改變，只能說在耽誤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