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酒中可以品出生活的辯證思維與歷史的真味，也會得到永恒的哲學啟示。一款酒融合中國哲學思想精髓會呈現怎樣的精彩，將為我們帶來怎樣的味覺體驗和展現博大深遠的精神世界?

百家爭鳴下的哲學思潮

在浩瀚中國史上，值得銘記的高光時刻，思想和文化發展盛況空前，當屬春秋戰國。道家、墨家、儒家、法家、兵家……諸子百家爭鳴，可謂群星閃爍，對后世人們的思想及民族圖騰有著極其深遠的重大影響。

各大思想流派著書講學、互相論戰，以致學術繁榮。其中儒家代表孔子，道家代表老子、莊子，更是描繪了春秋戰國學術思想的璀璨畫卷。他們的思想或相互滲透，或相互獨立。

家喻戶曉的圣人孔子，是“萬世師表”，也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創立儒家學派，首創私人講學，倡導“仁義禮智信”，以“仁”和“禮”為思想核心，主張“為政以德”，即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同時，“老莊”(老子、莊子的尊稱)之學也是流芳百世的經典。作為道家學派創始人、道教始祖，老子的思想核心是“無為”和“道”，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講究物極必反、性命雙修、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理論。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認為，道作為天地萬物存在的本原，締造成就了天地萬物，并非有意而為，而是無意為之，人要順其自然，這才是真正遵循了道的本性。

作為老子理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莊子的思想核心是“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質區別，幻想一種安時處順，逍遙自得的生活狀態，尋求在矛盾中獲得內心的寧謐。所以他齊死生、得喪、小大、多少、貴賤、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無累。

有研究學者認為，莊子雖是老子思想的傳承者，但思想不同于諸子，甚至不同于老子，他有自己獨到的社會觀、人生觀。莊子崇尚自由，洞悉易理，他的“逍遙法外”之說塑造了一種“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云卷云舒”的人生境界與灑脫，于今人有慰藉之效。

富有哲學魅力的中國酒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酒始終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除了令人著迷的品質風味，酒的精神價值也耐人尋味，成為中國文化與歷史中最富有藝術光彩和最具有哲學魅力的一頁。在一盞酒中，生活的辯證法、歷史的真味、永恒的哲學啟示都被一一呈現。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哲學上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念深入人心，中國白酒尤其講究生態釀造哲學理念。天人共釀、尊重自然、順天應時，被白酒行業奉為圭臬，代代傳承。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崇尚自然。作為中國哲學的源頭，《老子》認為：“天乃道，道乃久。”而酒，就是表達人與“天”的情感相通的重要媒介，是催動人的靈感與激情、激發人的意志與力量、喚醒人的精神與潛質的天作之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酒，形似“水”，性似“火”，形雖柔，性卻烈，暗藏哲學里“水與火”的陰陽理念與辯證法則。飲酒，不僅令人產生“醉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的神仙感覺，更在于它是人類回歸自然、親近自然，追求天人交感、精神會通的哲學境界的文化行為。

可以看到，“酒”以辯證的方式不斷演繹著自身的故事，尤其是在哲學的層面上，為古今的人們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思想范例，表現著宇宙的生命法則，亦柔亦剛、亦陰亦陽、一張一弛、一樂一傷。

相傳在孔子周游列國，宣傳克己復禮四處碰壁之時，與老子共飲。孔子一醉三日方醒，醒后的第一句話就是：“太清酒，美哉，唯酒無量，不及亂。”老子告誡他：“飲酒要量力而行，做到不沉、不淫、不湎、不酗，微醺可矣，這樣才能得到飲酒真趣”。

莊子夢蝶，完全忘我。酒的醉和醒，與莊子講的夢和覺相似。一個人只有把自我忘卻，才能與對象融合為一，從而舒適自由。莊子的思想世界里，有著酒與醉意，有著夢與夢境，它綻出生存的開放性與天地的敞開性。

孔、老、莊三人思想，各有千秋。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孔子是入世救世，老子是出世救世，而刻意的入世和出世，都不能做到返璞歸真。唯有莊子才是真正的“逍遙”。

莊子哲學五大思想

莊子是最高歷史上一位曠世大家，他以精神的自由沖破物質的羈絆，用萬物平等張揚和諧共生，憑浪漫的文字影響后世文學藝術，借詼諧的寓言照亮歷史的深空。他的作品被稱為“文學的哲學，哲學的文學”。他閃耀著熠熠光輝的5大思想33篇作品，并未因時間的滾滾車輪而蒙塵，反而因歲月的沉淀更加耀眼奪目。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所著《莊子》一書，深入解讀了莊子的5大思想33篇巨著(533文化)，為我們更好地認識莊子讀懂莊子打開了一扇智慧大門。

宇宙觀：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統一

莊子說：“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庚桑楚》)可以看出，莊子認為“宇宙”的概念是無始無終、無邊無垠的，莊子將其歸結為“道”。正由于“道”是生養天地萬物的根源，且無處不在，故人與天地萬物從根本上同根同源且地位平等，因此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肯定天地萬物與人是統一體，密不可分的，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成為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精神。

認識論：靜虛忘我，突破感官局限

在認識論方面，莊子很清楚地意識到了人類認識領域內的一些矛盾，這些矛盾來源于人類認識的種種局限——感官經驗的局限，個人思維的局限，時間、空間的局限等等，這些局限使得人類在認識上很難達到完全的統一，而往往表現出某種相對性。這種相對性常常是令人困惑和不安的，因此人們一直在尋找超越這種相對性的絕對的“真知”。

可是在莊子看來，由于認識有局限而被認識的對象無限，人類獲得“真知”顯然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正如他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養生主》)

當然，并非人人都能成為“真人”，掌握“真知”，但人們可以努力超越自身狹隘的認識，擴大自身的認識能力與范疇。《秋水》篇中，莊子借北海若之口對河伯說：“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崖涘，觀于大海，乃知爾丑，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可見，“可與語大理”的前提是走出陜小的認識范圍，以獲得更豐富的感官經驗。當獲得足夠豐富的感官經驗時，則可能將這些感官經驗上升到新的層次，從而得到新的更高層次的知識。

莊子不僅肯定了“真知”的存在，而且肯定了“真知”是可以“聞”，可以“體”，可以“守”的。而如何“聞道”“體道”“守道”，莊子則提出了“以明”“見獨”“坐忘”的方法。所謂“以明”實際上就是消除是非偏見，“見獨”就是超脫時間與死生的束縛，“坐忘”則是精神上一片渾沌的無待狀態。

人生觀: 超然世外，逍遙自適

莊子的人生觀首先立足于解決人的人生困境，企圖為人類尋找一個擺脫現時社會困境及最終生命困境的途徑。因此，莊子一方面要求鄙棄人間的世俗道德、功名利祿，以達到遠禍全身、逍遙自適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求齊同死生，不悅生亦不惡死，從而超越死生，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脫。

莊子認為，要實現最大的精神自由，首先要認識到人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樣，都須經歷由生至死的過程，《大宗師》篇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既然“死生命也”，那么面對生死最好的態度就是“安之若命”，因為“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師》)，自然賦予人形體，就是要讓人生時勤勞，老時安逸，死時休息，這是一個自然而必然的過程，所以應當“善吾生”亦“善吾死”，將生死都看成一件美事。如果連生死都可“安之若命”，那么世俗的情感則更可以一種平靜的態度去面對。

《德充符》篇中惠子與莊子爭辯“人故無情”的問題，惠子認為人無情便不可稱為人，而莊子則認為包括“好惡”在內的各種情感都會傷身，人一旦被生死、好惡等等束縛，便會累如倒懸，相反，如果能齊同生死，忘卻情感，便能不為外物所傷，得以“懸解”。

但人總是要生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與社會之中的，因此更現實的問題還在于如何避免外物對于本性的摧殘，莊子由此提出了“避世”和“游世”的辦法。“避世”是比較極端的作法，主張遁于山林，隱于世外;而“游世”的前提是虛己、無為，除此之外，還應學會順應現實和躲避矛盾，與外界達成形式上的妥協，以做到“不失己”。

政治觀: 人人平等，無為而治

莊子的政治觀直接來源于對所處時代的體驗。他所生活的戰國中晚期，戰爭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痛苦，權術也將人們的精神推向了險惡境地。他認為當時所存在的政治制度、道德法度是完全多馀的，如果硬要以道德法度來約束、欺騙百姓，則必然造成嚴重的后果，因為天地萬物的發展都應循其自然之道，人與社會也應如此，所以莊子提出了廢棄君臣之分、復歸原始的無君返樸思想，并為人們勾畫了一個無等級君臣的理想社會。

莊子眼中的理想社會有其鮮明的特點，一方面要求返回原始的素樸狀態，使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處，另一方面要求去除等級制度，廢除仁義道德，消除欲望機心，使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

美學文藝觀：法天貴真，天然本純

莊子的美學觀直接來源于他的哲學觀，因此他眼中的美是與“道”合一的境界美。人一旦做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就能從天地萬物中體驗到一種人與自然合一的愉悅感，這在莊子看來才是美的極致。因此，莊子的美學觀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指向，一個指向外部形體的自然之美，另一個指向內部的無為素樸之美。

莊子認為，“天地有大美”的原因在于它能順應大道，自然無為。因此在他看來美的本質也在于此，保持自身天然本性的事物就是美的。莊子也將這種最自然素樸、不加雕琢虛飾的美稱為“真”。這種“法天貴真”的美學觀點不僅表現在反對人工雕琢、追求事物天然本真，而且表現在推崇純真率性、自由不羈的人格上。同時也認為虛靜恬淡、素樸無為的精神美遠遠超越于形體之美。在其33篇巨著中，創造了一大批形極殘、德極全之人。

莊子的美學觀又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文藝觀。由于認為“美”在于“真”，在于自然無為，因此文藝創作應當以還原本真為目的，在自然無為的態度下進行，這就要求摒棄一切功利目的，使得文藝創作成為一種自然而然、合乎本性的行為。

同時，由于莊子認為最高層次的美是超越形體之外的精神美，所以表現美的文藝創作也應該基于一種內在的精神體驗，只有忘卻外物，與天地精神往來，做到與“道”相通時才能創作出好的藝術作品。列御寇射箭的技藝雖高，一旦“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便發揮不出來了，就是由于還未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田子方》)。

同時，他認為藝術創作只可能建立在大量現實經驗的基礎之上，如《達生》篇中的承蜩老人，其高超的承蜩技藝是經過“累丸二而不墜”“累三而不墜”“累五而不墜”這幾個艱苦的訓練過程才達到的。

但莊子雖肯定高超的技巧要經過長時間的經驗積累，然而又主張在獲得技巧之后最終要將技巧忘卻，如工倕之所以能成為巧匠是因為他不但不依據規矩，也不受心思的指使，完全憑手指自然而然地進行創造(《達生》)。同時，莊子并不主張進行人為的藝術創造，在他看來，藝術創造是內在精神體驗的外在表現，一定要進行藝術創造的話也應該是“意在筆先”，達到精神與外物合而為一的狀態。

總言之，莊子的思想已經不再局限于任何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范圍內，他的哲學是一種生命的哲學，他的思考也具有終極的意義。莊子的思想與理論、文學作品、藝術風格等，對后世的文學、宗教學、養生學、煉丹術(古化學)、傳統戲曲(如莊周夢蝶)等影響巨大。被后人譽為“才華橫溢、言辭之美、飄逸灑脫”者莫過于莊周。

莊子不僅是道家學說的主要創始人，同時也是中國酒文化的哲學鼻祖。對于中國酒文化來說，重要的是莊子提倡的“真性情”和“逍遙游”兩重境界。“真性情”即破除假我，回歸真我，超脫功利;“逍遙游”即萬物為一，齊同生死，精神遼闊。而飲酒要追求的也正是這兩重境界。

傳統文化要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對于酒業而言亦如是。大道思想與自然釀造美酒同生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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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歌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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