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原本希望借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組織的“地方產業政策延續性與企業投資信心研討會”與山西省政府代表實現對話的浙江籍“煤老板”們最終沒能如愿，在研討會現場，主席臺上留給山西代表的幾個座位一直空著。

此次研討會邀請了學者、律師就山西煤炭資源整合展開討論。有學者對山西模式導致的“國進民退”提出質疑;但也有學者提醒，政策的變化本身是投資的風險之一。而從國家煤炭產業政策的推進來看，全國性的煤炭整合趨勢將不會改變。

特殊的浙商投資模式

“我不是一個人在投資。”說這話的時候，老米(化名)沒有幽上一默的意思，他也絲毫沒有逗趣的心情。據介紹，在浙江，民間投資往往舉全家族、全村之力，一個煤礦的背后，是自有資金(包括親朋好友)、銀行貸款、民間高利貸的組合。“如果是我一個人的錢，賠了也認了，可這里面還有很多親戚朋友的資金。”

此次來參加研討會的煤老板多是溫州人，他們投資煤礦大多在山西大同一帶。據一位姓白的煤老板介紹，他的煤礦被定為關閉類。當地政府在今年中期通知他撤離礦上的工人，隨后將煤礦井口炸毀，礦井被關閉。但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告訴他補償措施。

據浙江杭天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律師李世朗介紹，大同市此次關停的小煤礦中，有接近一半的煤礦屬于溫州商人。而根據浙江方面對外披露的信息，浙江商人在山西共投資了450多座煤礦，此次煤礦整合被套牢的資金達到500多億元。

全國整合方向不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張曙光認為，山西煤炭資源重組的政策從其出發點和目的來說，是要發展當地經濟，是應該肯定的;山西的政策也建立在國家產業政策的基礎之上，有其政策依據。他認為“問題不在山西重組煤企的目的和的原則，而在于怎么實施這個原則。”

光大證券煤炭行業分析師陳亮在研討會上指出，整合中小煤礦的政策實際上從2005年就已經開始。當時國務院下發《促進煤礦工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用三到五年時間建設億噸級的煤炭企業集團，同時關閉布局不合理的小煤礦，并鼓勵大煤礦兼并小煤礦。2006年，《關于加強煤礦安全生產工作 規范煤礦資源整合的若干意見》提出淘汰三萬噸以下的煤礦，當年5月又提出三年關閉1萬個小煤礦。他認為，山西省這一次的資源整合，是延續國家2005年以來的政策。

事實上，隨著國土資源部等中央十二部委近期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礦產資源開發整合工作的通知》，全國范圍內的煤炭資源整合也在逐步推進。

據媒體報道，河南、山東、黑龍江、河北、新疆等地都有官員赴山西詳細考察其整合情況。不過，有學者表示，山西模式不可以一應復制，而應當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整合方案。

浙江大學原經濟學院教授史晉川表示，山西煤炭資源整合中出現的關于采礦權價格補償等問題，是由于轉型期的政府在包括自然礦產產權的界定過程中，還留有計劃經濟和行政的尾巴。

他提出，“山西省政府當時對煤礦發包采取的是行政評估、行政定價，而沒有采取市場的評估和招拍掛的方式來進行，現在整合也是用行政評估和行政定價的方式來做”是有其道理的。他同時認為，行政定價應當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