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央高層已在不同場合明確表示，支持西部大開發的力度不會減弱。但隨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戰略的相繼推出，必然會對西部發展造成某種影響。西部地區需要一個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既要排除以往東部地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惡”，又能培育起成熟的市場經濟主體。

中國近三十年經濟快速增長及隨之而來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奇跡”并沒有被各個地區均等的分享。經過這么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練，中國實際上形成了自然和政策性的四大經濟區域，即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東部將其它三個區域遠遠甩在身后。

可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諸多地區的長期發展滯后，對東部乃至全國而言是一個關乎正義的嚴重“道德問題”。1999年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顯示出中央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意圖和努力。

幾年來，西部地區確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也是個不爭的事實。西部大開發戰略與西部自身的生存發展之間似乎并沒有太多直接的聯系，這多多少少令人們對西部大開發的效果心生疑問。

西部滯后的體制背景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任何社會經濟形態，要求產出的總量在空間的分布上絕對均勻，那將是一種幻想。迄今為止，即便是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或區域也未曾有過這樣的事例。然而，不同地區之間人均產出的均等化或者這種均等化的趨勢卻可能存在。

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采用不同的手段消除這種差異性：在市場經濟較為完善的國度，一旦發生地區間人均產出或收入較大程度的差異性，就會促使落后地區的居民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向較為發達的地區遷移；而資本(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則向低勞力成本的地區流動，由此縮小地區間的差別。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地區間人均產出的差異則可通過另一種方式，即通過政府的資源配置、資源和產品的直接定價，以及強制性的移民措施等加以縮小，甚至予以消除。

盡管兩者最終可以取得人均產出均等化的相同結果，而內在效率上的差別卻極為顯著。這已被大量的經驗事實所證明。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西部地區曾經取得了與東部相近的經濟發展水平，憑借的正是后一種手段。然而一旦資源配置的總體方式發生了轉變，西部原有的處境便難以為繼了。

70年代末期的中國，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央政府無力繼續包辦一切，迫不得已向地方分權。經濟分權使地方政府擁有了獨立的經濟利益和一定的經濟事物處置權，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再是簡單的行政隸屬關系，而是帶有相當程度的對等博弈主體角色。博弈的結果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東部地區的制度變遷，加快了其市場化的進程。

西安交通大學的一位經濟學者孫早則更加強調“分權”在政治層面上的意義。他認為，東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在獲取“經濟與行政”權力的同時，還獲得了以后對東部市場化改革至關重要的在某些邊緣問題上的“試錯權”。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國有經濟雖然緩解了地方政府面臨的經濟危機，但卻與主流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在中央政府仍然保持著巨大的政治權力的條件下，非國有經濟隨時都面臨著危險。只有被賦予“試錯權”，地方政府才會有足夠的激勵去化解非國有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保護了事實上的非國有產權。

出于對西部地區脆弱的政治經濟平衡的擔憂，歷屆中央政府在對待向西部地方政府放權的問題上一貫持謹慎立場。在西部的改革與穩定兩個目標取向上，中央政府顯然更偏好后者。在沒有被授予“試錯權”的條件下，西部地方政府會預期，其積極改革的行為極有可能招致嚴厲處罰，即使改革有可能促進其獨立的經濟或其他利益，但卻不足以抵消受到處罰帶來的損失，采取四平八穩的方針自然就成了西部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了。西部市場化進程放慢成為了一種無意識產出的結果。

改革開放后東西部之間日益形成的差距凸顯的正是兩大區域市場化程度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