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改委向8個醫藥協會征求意見的《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引起熱議。《意見稿》的主要內容是，取消藥品政府定價，通過醫保控費和招標采購，讓藥品實際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2700余種國家定價藥品有望實現市場化定價。從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原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限價或出廠價格。

　　雖然減少一道管制閘門，但部分醫藥企業卻反應平平。一位券商人士表示，由于對藥價影響更大的集中招標采購制度改革方向仍不明確，因此此次取消政府限價的政策僅對于血制品行業等市場準入非常高、相對競爭并不充分的領域有所利好。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表示，政府取消最高限價，并非完全放任不管，醫保基金支付的藥品，仍由醫保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支付標準，這將更好地發揮市場和政府的職能，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不過，藥價改革若想落地和有進一步作為，在將來取消現行的統一招標制度，放開醫院自主采購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內容。”他說。

　　藥價全面放開

　　《意見稿》指出，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后，國內藥品將通過醫保控費和招標采購，而藥品的實際交易價格，則交給市場競爭形成。

　　據了解，目前，政府定價藥品范圍有六類，包括醫保目錄內的藥品、醫保目錄外的血液制品、國家統一采購預防免疫藥品、醫院精神和麻醉藥品、專利藥品以及低價藥品。

　　此前，藥改的“最高零售價”制度備受指責。我國醫院臨床使用的廉價經典藥約300~400種，數量雖不多，卻解決了患者約80%的用藥問題。然而，近年來由于生產成本逼近甚至超過售價，許多經典廉價藥紛紛從百姓視線中消失。

　　在一位行業人士看來，造成廉價經典藥不斷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藥品定價機制導致廉價藥淡出。“而隨著原材料價格、人工成本的上漲，廉價經典藥的成本不斷上升，我國現行的藥品定價機制不科學，使得生產、流通、銷售各環節的盈利空間太小，企業缺乏生產和供應廉價經典藥的動力。”

　　此次定價機制取消后，幾類特殊的藥品價格該如何把握呢?《意見稿》中表示：一是醫保基金支付的藥品，由醫保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醫保支付標準，引導市場價格合理形成;二是專利藥品(包括醫保目錄外的專利藥品)、獨家生產的中成藥等市場競爭不充分的藥品，建立多方參與的談判機制形成價格;三是醫保目錄外的血液制品、國家統一采購的預防免疫藥品和避孕藥具，通過招標采購或談判形成市場交易價格;四是一類精神、麻醉藥品，仍暫時實行最高出廠價格和最高零售價格管理。

　　這就意味著，占據中國龐大藥品市場23%份額的政府定價產品，將正式放開“計劃”定價形式，交由市場來決策。

　　從上述定價機制來看，醫保支付價主要由人社部來主導，而招標采購價則由衛計委來主導，精神、麻醉藥品等定價權仍掌握在發改委手上。

　　對于藥價即將全面放開的消息，行業人士認為，價格管制放開后，企業可以根據成本和市場自主定價，這樣相對更為合理。最起碼能夠對企業減少一些虧損，甚至有微薄的利潤存在，產品的造血機能會得到恢復。

　　民族證券醫藥分析師張樹聲表示，此次取消政府限價，影響比較明顯的是血制品行業，目前血制品產品供不應求，取消最高限價將給該行業帶來實質性利好。

　　張樹聲認為，取消政府最高限價之后，未來的定價體系將由招標、醫保支付來綁定實際價格，此前在招標過程中，由于發改委的最高零售價限制，治療效果不明顯的藥品由于價格相對便宜，在招標過程中往往能獲得較高的打分，而今后這類藥品的低價優勢消失，未來具有良好藥效的藥品將會取代這類藥品。

　　對此，亞寶藥業集團銷售總監洪舟表示，此次發改委放開最高零售價對公司并未帶來太多影響，公司的小兒腹瀉貼為獨家品種，但是由于目前銷量并不大，因此未帶來太多實質性利好，而對于公司的暢銷品種丁桂兒劑貼而言，由于其為OTC產品，價格競爭早已經市場化，因此對其影響并不明顯。

　　此次取消政府限價，可謂是發改委對此前取消低價藥限價的延續。早在今年5月份，發改委就已經宣布，為改進低價藥品價格管理方式，對現行政府指導價范圍內的低價藥品，取消以往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價格，改為在單品種日均用藥費用標準內，由生產經營者制定具體購銷價格。

　　爭議招標制度

　　由于醫藥企業更多地與招標部門打交道，因此對于取消政府最高限價這一事件，多數醫藥企業并未樂觀，一位不愿具名的醫藥企業董事長表示，“如果藥品招標先行政策繼續維持不變，這對于醫藥企業并不算一個利好消息。”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藥品招標采購權力掌握在各地衛計委系統中，實際招標價格由它們制定，而這一制度在實施中積累的問題飽受詬病，不少企業曾抱怨過招標弊病，不過此次藥價改革之風似乎并未吹向藥品集中采購招標。

　　對此，長期呼吁藥品招標改革的于明德表示，此次放開藥品零售價，建立醫保支付價格體系，總體上來說是更加積極的信號，靠市場配置資源終于在醫藥領域落地，不過如果要達到更為充分的市場化，政府與市場則應該各司其職。

　　于明德認為，新建立的醫保支付價定價原則，對每種藥品應采取“中位價”原則，即采取5年來31個省市自治區中標價的中位價，這是一個最客觀的價格，可以最大幅度地減小偏差。此外，對于同一名字的藥品，應該采取同名同支付的醫保支付原則，過去由于單獨定價造成同名多價，對于大多數醫藥企業來說并不公平。

　　“醫保支付應該采取同一碗水端平的報銷政策，同一名稱的藥品，讓消費者自己來選擇由不同藥企定出的不同價格，高于醫保支付價的由消費者自己承擔，這樣既可以讓醫保基金惠及更多的人，也可以讓醫藥企業更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

　　“對于醫保目錄中的獨家品種，醫保支付定價也應引入談判機制，醫保目錄外的獨家品種，則與政府沒關系，自費藥品并不加重政府負擔，可以交給市場去選擇。”于明德補充說。

　　盡管如此，上述政策依舊不能阻止放開之后藥價虛高所帶來的風險，對此《意見稿》中提出了醫院采購時可談判，給醫院降價動力。

　　于明德提出讓本身最了解藥品質量、價格的醫院主體參與招標采購，并規定節約下來的金額歸醫院，這樣醫院才會有動力節約采購成本，并主動查處收取藥企回扣的醫生。

　　對此，張樹聲也表示，如果以節約采購成本為目的醫保支付方案得以在醫院中推行，將會有效遏制醫生拿回扣的現象，這對于A股中，銷售費用畸高的上市公司帶來利空因素，一些過度競爭的藥品企業將會首當其沖地受到影響。

　　“人社部管理的醫保支付體系主要是建立在節約社保資金的基礎上，因此凡是利于節約資金的政策和建議，推行難度并不大，關鍵是藥品招標采購權力掌握在各地衛計委系統中，實際招標價格由它們制定，而這一制度在實施中積累的問題飽受詬病。”于明德表示。

　　對此，于明德在此時對于取消省級聯合招標的想法更為強烈，他認為藥品的采購主體是醫院，藥品招標應該由醫院自己招或聯合招標、委托招標，前提是節省的采購資金能夠歸醫院自己。

　　而國家衛計委藥政司一位官員近日也對外表示，藥價松綁看起來很美，但遠沒有料想的那么容易。“藥價放開后，如何與醫保報銷制度銜接，又如何與衛生部門的招標制度銜接等，這些都是大問題，還需要時間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