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國性的小貸公司監管政策落地預期強烈，諸如成立全國性小額貸款公司協會、放開小貸公司可向銀行融資的家數為2家，以及取消融資杠桿率50%的限制等，央行、銀監會等相關部門不久前已下發征求意見稿，在不久之后就有可能會落實。”某中部地區小貸公司協會人士對記者透露，“在政策還沒明朗之前，銀行對小貸公司融資的觀望情緒濃厚。”

　　業內專家判斷，隨著國內對實體融資定向放松的信號越來越強烈，未來諸如小貸公司這類民間金融市場也會得到政策上的疏導，以加速形成多層次金融市場服務，促進完善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源配置。

　　尷尬

　　融資限額松綁難消銀行顧慮

　　據悉，前不久，銀監會和央行對各地金融辦下發了一份《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取消了過去提到的“只能向不超過2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且“融資比例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不得超過小額貸款公司資本凈額的5%”等規定，意在研究和疏通小貸公司資金流動狀況。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對于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方面，不少民間融資較為發達的地區早已開始了新的嘗試。中國小額信貸機構聯席會副秘書長張睿表示“從2012年開始，已經有不少省市金融辦推出了地方小貸新規，試圖從地方層面突破小貸公司的融資瓶頸。其中，重慶、海南放開的幅度最大，分別把小貸公司的最高融資比例上升到230%和200%;江蘇、四川 、浙江、廣東和福建提高到了100%。”

　　根據現有規定，小貸公司放款資金來源主要是股東資本金和銀行貸款，從現實情況來看，受經濟大環境影響，包括小貸公司在內的民間金融經營壓力，諸如資金鏈斷裂、借款人跑路等問題日漸突出，小貸公司業務能力和資產質量也參差不齊，即便有對小貸公司融資限額放松的政策預期，但大多銀行依然比較謹慎，通常還是給予不高于其資本凈額50%的融資額度。即便監管新規會對小貸公司的融資比例放寬，但大多數小貸公司內部人士認為，想要提高融資杠桿還需要跟合作銀行協商。

　　就四川而言，當地只有約15%至20%的小貸公司能夠從銀行拿到貸款，而其中拿足資本凈額50%上限額度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放開限制后，小貸公司要從銀行拿到貸款，仍有一定難度。

　　“2013年，在小額貸款公司單個融資處于困難的情況下，四川省內提出多家小額貸款公司采取自愿組合方式，以股權和收益權質押、保證金和引入第三方擔保公司等形式，抱團增信，向銀行機構尋求融資，該提議也得到了國開行四川省分行的支持，但是直到現在，依靠這種方式獲得融資并未實現，小貸公司融資還是比較緊張。”四川省小額貸款公司協會會長陳泓貴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坦言。

　　西南財經大學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的報告亦指出，為拓寬融資渠道，各地小貸公司近幾年嘗試借助私募投資、信托機構、金融交易所等創新方式獲取資金，但也相繼被監管部門收緊或叫停。

　　困境

　　行業定位模糊影響發展與監管

　　根據中央財經大學民泰金融研究所《中國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發展報告(2014)》課題組與中國小額信貸機構聯席會共同合作開展的全國百家小貸公司抽樣調查顯示，樣本小貸公司貸款投向的行業集中在制造業、批發零售業和農林牧漁業三類行業。

　　央行對今年第一季度小貸公司的數據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3月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8127家，貸款余額8444億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幣貸款251億元。這意味著，僅今年第一季度，小貸公司新增人民幣貸款僅為銀行業新增人民幣貸款的0 .8%;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不到0.4%。

　　陳泓貴進一步分析稱“從小貸公司的自身情況來看，其經營策略和方法相比以往更加審慎了;從監管來看，小貸公司作為支持‘三農’、小微經濟的重要渠道，當地金融辦仍然是鼓勵小貸行業發展，整體審批進度上沒有明顯改變，但在結構上，比如，成都等小貸集中的地方要求更加嚴謹，而對經濟欠發達、機構較少的地方不僅沒有限制新增小貸公司的數量，其審批流程可能會更快。”

　　即便小貸公司從2008年開始全國試點，作為實體經濟融資的重要補充市場，力量仍然有限。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小貸公司定位不明確，難以享受政策優惠，再加上融資杠桿等一系列限制，自身發展緩慢。

　　目前，由于小貸公司未納入一行三會的監管范疇，也沒有全國統一的監管制度和經營管理規則，審批權和監管權在各地政府金融辦“缺乏全國性行業自律機構，也沒有部際聯席會這類協調機制，從行業監管和政策落實來講就會大打折扣。”陳泓貴認為。

　　另外，有關部門近年來相繼下發文件就金融機構涉農、涉小貸款的稅費做出不同程度減免，但由于小貸公司的尷尬性質，即使經營該類貸款業務，也無法享受相應政策。

　　實際上，多地小貸公司協會都在呼吁將小額貸款公司按照準金融機構納稅，甚至承認它的金融機構地位，或者可嘗試通過持地方金融辦特許的金融許可證，但最終都沒有實現。業內認為，從《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上看，盡管在多方面對小貸公司放寬約束，但對于小貸公司的法律主體地位，仍是認定為一般工商企業，其中表明“小額貸款公司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資金屬于一般商業信貸業務”。

　　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認為，應該完善小貸公司的制度環境，這是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重要步驟，應該定位為非公眾金融機構，應該按金融機構的稅收來執行，它的撥備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另外，小貸公司外部融資的利率高于同業拆借利率，低于銀行客戶利率，由于這類公司不是嚴格監管的金融機構，因此，風險就要大于受監管的金融機構。

　　預期

　　進一步發揮民間金融支持實體作用

　　從今年二季度以來，中央層面接連釋放出針對實體經濟融資的定向放松信號，主要針對“三農”、小微企業兩大領域，以及與民生相關的首套房貸款市場。實際上，包括小額貸款公司在內的民間金融機構一直以來都發揮著對“三農”、小微企業的融資市場補充作用。

　　業內分析人士認為，通過全國性的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或者成立全國性的小額貸款公司行業協會，形成系統性的監管機制，不僅能夠促進這一民間金融領域的發展，也能夠防范融資亂象的風險。

　　多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在大多數地區，小額貸款公司歸屬地方金融辦監管，但各地在融資、稅負等方面的政策顯現出較大差異，有的地方監管過于保守，行業創新受到抑制。未來應該明確指定央行或銀監會作為監管部門統一進行政策協調、風險控制和市場規范。此外，建立全國性行業協會有利于自律機制生效和系統風險防范。

　　另外，還應該建立小貸公司分級評價和監管制度。通過第三方專業機構建立動態評級體系，對于信用級別高的小貸公司可以提高其在銀行的融資杠桿，引導其增資擴股、兼并重組做大做強，提升服務能力;對于信用級別相對較低的小貸公司則要加強監控和檢查，建立退出機制，嚴防違規個案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一位研究員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民間金融市場支持實體經濟仍有較大的空間，這一市場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解決金融資源的配置問題，因此，在監管層面上應該更加明晰監管責任、制定相應的規則，與此同時，民間金融的征信體系也亟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