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進口中間品;負向扭曲;正向扭曲;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不斷深入開展，中間品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重越來越高，規模也越來越大。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 COMTRADE)統計，2015年全球貿易中，中間品貿易占了54.2%(2010年為48.6%，2012年為50.7%)。而在2012年和2015年中間品進口占我國貨物總進口的比重分別為55.6%和58.2%。中間品進口日益成為推動我國制造業企業技術進步、生產率提升及最終產品質量升級的重要渠道(張翊等，2015;于淼杰、李樂融，2016)。

根據BACI國際貿易數據庫可知，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中間品貿易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其全球戰略，在全球各地紛紛設立自己的子公司、分公司及辦事處等分支機構，往往通過內部“轉移價格”來實現其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達到利潤最大化。換言之，跨國公司所實施的“轉移價格”是在跨國公司內部完成的，它并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價格。這就必然導致中間品貿易的實際價格會與其市場價格相偏離，即出現了中間品價格扭曲現象(喻言，2014;王吉林、季建華，2009)。

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中間品價格扭曲對進口國出口產品質量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它的影響機制是怎樣的?低附加值和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對我國出口產品質量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機制?遺憾的是，現有文獻大都假定中間品價格并不存在扭曲為研究前提，同時它們也并沒有區分對進口中間品進行分類。但基于此假設，研究結論卻不盡一致：大多關于進口中間品的文獻驗證了中間品進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如部分文獻認為，中間品的進口顯著帶動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李秀芳、施炳展，2016;馬述忠、吳國杰，2016;席艷樂、胡強，2014)，另有文獻指出，中間品進口顯著提升了我國企業生產率的提升(陳勇兵等，2012;張杰等，2015;劉海洋等，2016)。還有文獻發現，中間品進口顯著促進了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研發提升(李平、姜麗，2015;傅纓捷、丁一兵，2014;楚明欽、丁平，2013)。而另有部分實證研究則得出相反的結論，如康志勇(2015)研究認為，資本品進口而不是中間品進口會顯著促進企業研發。張杰(2015)研究發現，中間品進口對企業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這三項專利均存在顯著的抑制效應。劉洪鐘、齊震(2012)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間產品進口對企業并沒有產生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張翊等(2015)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中間品進口不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數量和種類效應。另外，只有極少數文獻基于進口中間品的種類、質量差異進行研究，如許家云、毛其淋(2016)研究發現，中間品質量越高，則企業持續經營時間越長。王維薇、李榮林(2014)的研究認為，零部件進口種類的增加會顯著增加我國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

我們認為，上述研究結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文獻并沒有有效區分中間品的種類和價格形成機制導致。而施炳展、冼國明(2012)的研究指出，我國中間品進口價格存在價格正向扭曲和負向扭曲兩種形式。顯然，已有文獻并沒有充分考慮到中間品進口價格存在異質性扭曲這一情形。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從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的視角來探討我國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問題。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為：第一，我們從價格扭曲的視角，探討不同種類的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對我國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研究維度，豐富了其研究內容。第二，我們首先在理論層面論證了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對產品質量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渠道，提出理論假設。然后基于2000-2006年的海關產品數據庫和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合并數據進行實證考察，研究結果表明：低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往往存在價格負向扭曲，并且這種扭曲會抑制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正向扭曲，這種扭曲顯著促進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本文剩余部分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探討中間品價格扭曲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機制;第三部分為計量模型、變量構造和數據說明;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與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結論。

二、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對出口產品質量影響：理論分析

根據聯合國BEC分類標準，BEC代碼為“111”、“121”、“21”、“22”、“31”“322”、“42”、“53”等八類產品被列為中間品，并且這八類中間品又分別可以歸屬為工業原材料、半成品和機械零部件三大類(于淼杰、李樂融，2016)。令根據UN Comtrade數據庫(Rev.2002)可知，我國中間品進口涉及制造業14大行業。這14大行業涉及的中間品既有燃料、基礎性生產資料等初級產品，也有皮革、毛皮等低附加值產品，還包括電器、設備等高附加值產品。據此，我們可以把進口中間品按附加值分為兩類：低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并且和高附加值中間品，然后分別分析低附加值中間品和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對產品質量的作用機制。

(一)低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情形

根據已有文獻的測算(施炳展、冼國明，2012;李平、季永寶，2014)，低附加值中間品大都存在價格負向扭曲，即其價格低于其邊際產出對應的市場價格。

我們認為，低附加值中間品價格負向扭曲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投入成本，同時它會產生以下三方面的經濟效應。一方面，在降低成本驅使下，低附加值中間品的價格負向扭曲會刺激企業加大其投入量，從而可能會破壞要素配置比例，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從而對產品質量升級不利。另一方面，低附加值中間品價格負向扭曲會使企業生產成本下降，最終產品價格競爭力得到提升。此時企業會缺乏動力進行產品研發和質量升級。此外，進口中間品價格負向扭曲可能會引起企業規模非理性擴張，可能會帶來規模不經濟性。規模不經濟的存在使得企業營運成本迅速上升，此時產品質量管理水平的提升會受到抑制，從而對產品質量升級不利。

因此，我們得出如下命題：

命題一：低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負向扭曲，這種扭曲會抑制最終產品質量升級。

(二)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情形

施炳展、冼國明(2012)及冼國明、程婭昊(2013)的研究均發現，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往往存在價格被過度加成的情況，并且其價格加成比例越高，附加值也越高，此時價格正向扭曲程度會越大。換言之，附加值越高的進口中間品，其價格正向扭曲程度會越大。顯然，附加值越高的中間品包含越先進的技術或代表更好的質量水平。據此，我們得出如下命題：

命題二：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往往存在價格正向扭曲，這種扭曲會促進最終產品質量升級。

本文繪制了我國不同附加值進口中間品的價格扭曲程度(2000-2007)。根據該圖容易看出，我國低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數值均大于一，表明其存在價格負向扭曲，并且其負向扭曲度雖時間呈輕微的加重趨勢。我國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數值均顯著小于一，這說明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確實存在價格正向扭曲情形，并且其價格正向扭曲度隨時間也成加重趨勢描繪了我國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分布，根據本圖我們發現，90%以上的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正向扭曲，存在價格負向扭曲的進口中間品占比不到10%，并且我國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波動幅度較大。據此我們認為，我國進口中間品具有較高附加值并且具有價格正向扭曲的占比較高，附加值較低且具有價格負向扭曲的僅占較小的比例。

三、計量模型、變量構造和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

基于本文的研究內容和上文得出的基本理論假設，我們構建如下基準計量模型：

為了捕捉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對出口產品質量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我們在模型中納入了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的二次項。為了檢驗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的要素配置效應、研發效應和規模效應，我們在模型中還納入了扭曲與上述變量的交互項。為了增強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納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企業研發強度、人力資本水平、規模經濟指數、要素配置指數。此外，本文還控制了行業效應。

(二)變量構造

1. 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借鑒Khandelwal(2010)的做法，我們使用“殘差法”來測度我國出口產品質量。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兩種同類產品價格相同，那么質量更高的產品肯定更受消費者青睞，于是，質量更高的這種產品的市場份額會更大。基于這個思想，我們可以通過構建關于某種出口產品市場份額的計量方程，構造關于該出口產品市場份額的函數(在該函數中，影響產品市場份額的因素全部被納入其中)。只要我們控制住了產品價格等因素對產品市場份額的影響，那么剩余的就是產品質量。該方法的步驟為：首先假定某代表性消費者對某產品的效用函數滿足不變替代彈性函數形式。在支出額固定的前提下，消費者對產品的消費量取決于產品的價格與質量。對產品消費量表達式左右兩邊取自然對數，整理后得到關于某一產品出口數量的回歸方程式，然后對該方程式在HS8分位產品層面進行回歸，得到的殘差項包含出口產品質量，對該殘差進行適當處理即可得到出口產品質量。

上述測度方法把產品質量與產品價格視為兩個不相關的變量。而實際上，產品質量往往可以通過產品價格高低來體現，即上述測度方法存在內生性問題。為此，我們參照Nevo(2001)的做法，采用企業在該進口國之外的其他市場出口產品的平均價格作為該企業在進口國市場出口產品價格的工具變量來解決內生性問題。

2. 中間品價格扭曲度。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法來測度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基本思路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中間品邊際產出等于其價格。如果中間品邊際產出大于其實際價格，說明存在中間品價格負向扭曲;如果中間品邊際產出小于其實際價格，則說明存在中間品價格正向扭曲(陳林等，2016;張曙光、程煉，2010)。據此，本文設定的生產函數形式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其中，產出用企業工業總產值增加值表示，資本投入量用企業固定資產凈值表示，勞動力投入量采用企業的員工人數表示。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在測算過程中的異常值，借鑒冼國明、施炳展(2012)的做法，對異常值進行縮尾處理，然后取對數從而消除數值過大可能帶來的異方差問題。

此外，為了增強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采用施炳展、冼國明(2012)的方法對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進行了測度。

3.企業規模指數。參照陳林、劉小玄(2015)的方法，設企業規模指數為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的比值。首先需要構建一個超越對數成本函數計量方程。根據謝潑德引理，可得到各生產要素在總成本中的份額;然后，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法，即可得到企業規模指標。

4.要素配置比例。為了考察中間品價格扭曲引起的各要素配置比例的變化，我們分別引入了資本與勞動力要素的配置指數和中間品與勞動力要素的配置指數。在測算時，我們用企業固定資產凈值與職工總數比值的對數值表示資本配置效率，用企業中間品投入額與職工總數比值的對數值表示中間品配置效率。我們預期如果要素配置指數系數為正，則說明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優化了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從而有助于產品質量升級;如果要素配置指數系數為負，則說明中間品價格扭曲降低了要素的配置效率，從而會抑制產品質量升級。

5.研發強度。在構造指標時，為了增強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分別使用企業無形資產與企業總資產的比值和企業新產品產值與銷售收入的比值兩個指標來刻畫企業研發水平。

6. 控制變量。企業生產率：為了刻畫并捕捉勞動力價格扭曲引起的生產率效應，我們引入企業生產率指標。為了克服傳統最小二乘法方法測度帶來的內生性和選擇性偏誤，我們使用LP方法測度企業生產率。工資指數：采用樣本期內每個企業應付工資總額與職工總人數比值的自然對數值來作為工資指數的代理變量。企業年齡：參照鐵瑛、張明志(2015)的做法，我們用企業當期年份與注冊年份的差測算企業年齡。企業盈利能力，我們用企業利潤總額與銷售收入的比值表示。

(三)數據來源說明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2000—2007年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工業企業數據庫統計對象涵蓋了中國全部國有與規模以上(主營業務收入超過500萬元)的非國有企業財務信息;中國海關企業數據庫包括企業名稱、電話號碼、郵政編碼、HS8位碼產品進出口金額與數量、計量單位、出口目的地(進口來源地)、貿易方式等信息。在使用兩大數據庫之前，需要進行適當的整理：

第一步，借鑒Feenstra等(2013)的做法，對工業企業數據庫進行如下處理：刪除員工人數小于8人的企業;刪除固定資產凈值、銷售額、補貼、出口額、總資產、總產出、工業增加值、應發工資與應發福利中任何一項存在缺失值或者為負值的企業樣本;刪除企業成立年份小于1949年和成立年份為缺失值的企業樣本;刪除出口銷售額大于銷售額的樣本。

第二步，整理海關數據庫。首先，將海關數據庫的月度數據加總為年度數據;其次，參照施炳展等(2015)的做法，按以下步驟對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刪除信息損失樣本，如沒有企業名稱、產品名稱等信息的樣本;剔除單筆交易規模低于50美元或數量單位小于1的樣本;為了保證企業產品價格的可比性，本文僅保留同一HS8分位產品編碼下出口金額最多的計量單位的樣本量。

第三步，合并工業企業數據庫與海關企業數據庫。合并方法是：首先以公共字段“企業名稱”進行匹配，然后使用企業的電話號碼與郵政編碼再次進行匹配。匹配之后僅保留在兩個數據庫中均有記錄的企業相關信息，在這一步處理中我們剔除了專業中介貿易公司的數據，只保留了生產性企業的樣本數據。

我們對進口中間品的識別思路借鑒了陳勇兵等(2012)的做法，思路為：首先基于兩大數據庫的公共字段識別出進口企業，然后參照BEC標準產品分類編碼識別中間品。我們把BEC代碼為“111”、“121”、“21”、“22”、“31”“322”、“42”、“53”等視為進口中間品。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經過基準回歸，我們發現：在四個模型中，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系數均顯著為正，但在納入扭曲的交互項與控制變量后，扭曲系數顯著程度顯著下降(此時扭曲系數顯著度僅為10%)。據此估計結果我們認為，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總體看能夠顯著促進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但可能受行業及地區效應影響較大。我們認為這很可能與沒有區分進口中間品的價格扭曲方向及程度有密切關系。此外，扭曲二次項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表明中間品價格扭曲對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存在顯著的非線性影響。

為了檢驗中間品價格扭曲的企業規模效應、要素配置效應和研發效應，我們在模型中分別加入了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與企業規模指數、要素配置比例以及研發強度的交互項。結果發現，扭曲與企業規模指數、中間品與勞動力配置比例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扭曲與資本與勞動力配置比例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而扭曲與研發交互項系數不顯著。這個估計結果表明，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存在顯著的企業規模效應和要素配置效應：扭曲與企業規模的組合不利于產品質量升級，扭曲改善了資本與勞動力的配置比例但同時惡化了中間品與勞動力的配置比例，扭曲與企業研發的組合并不能顯著促進產品質量升級。對此估計結果，我們給出的解釋是，中間品雖存在價格扭曲，但由于大多進口中間品附加值較高，這使得國內企業缺乏動力進行產品研發導致。

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是規范的實證分析必須考慮的問題，如計量模型遺漏變量、被解釋變量對關鍵解釋變量的反作用等都是導致內生性的常見原因。基于此考慮，我們打算進行內生性檢驗，基本方法是：用Wu-Hausman進行內生性存在檢驗，Anderson-Rubin進行弱識別檢驗，Sargan進行過度識別檢驗。根據Wu-Hausman統計量及P值發現，估計結果接受不存在內生性的原假設。據此，我們認為不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后續的實證分析我們不再進行內生性分析。

(二)分樣本檢驗

基于大樣本結果的基本結論，我們認為需要對進口中間品按其價格扭曲方向及程度進行進一步檢驗。

1. 基于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方向的檢驗

基于對進口中間品測度方法可知，在扭曲度小于一時，中間品存在正向扭曲;在扭曲度大于一時，中間品存在負向扭曲。結果發現，在扭曲度小于一時，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度系數顯著為正;在扭曲度大于一時，扭曲度系數顯著為負。據此，我們的結論是：進口中間品價格正向扭曲顯著促進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而進口中間品價格負向扭曲顯著抑制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從而驗證了理論假設一和理論假設二。

研究還發現，各交互項系數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即中間品價格扭曲存在顯著的要素配置效應、企業規模效應和研發效應。具體地，在中間品存在價格正向扭曲時，扭曲與研發變量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而在中間品存在價格負向扭曲時，扭曲與研發變量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但不顯著。這表明，高附加值中間品的進口能夠提升我國企業的研發水平從而顯著提升出口產品質量;低附加值中間品的進口可能會抑制國內研發(其負向扭曲降低了產品成本，企業缺乏研發動力)從而可能會阻礙產品質量升級。

2. 基于進口中間品附加值和來源地的檢驗

首先來看根據進口中間品附加值高低的分組。低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系數顯著為負，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低附加值的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會顯著抑制產品質量升級，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能夠顯著促進產品質量升級。這個估計結果與上文的理論分析結論保持一致，即存在價格負向扭曲的低附加值中間品會抑制產品質量升級，而存在價格正向扭曲的高附加值中間品會促進產品質量升級。另外，在低附加值組，扭曲與企業規模經濟指數、要素配置比例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對此估計結果，我們認為低附加值的價格負向扭曲往往會引起企業規模的擴張，但一般很難實現規模經濟，于是這種價格負向扭曲在規模不經濟的環境下會抑制產品質量升級;中間品價格的負向扭曲會刺激企業投入過多的低附加值中間品，從而降低了產品質量。而在高附加值組，這兩個交互項系數均為正(其中，扭曲與企業規模經濟指數交互項系數不顯著)。這表明，在中間品價格存在正向扭曲時，扭曲與企業規模因素的組合并不能顯著促進產品質量(我們認為這應該與大多企業沒有實現規模經濟有關);高附加值中間品的進口有助于改善各要素的配置比例，從而刺激產品質量升級。

我們還發現，來自歐美地區的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系數顯著為正，而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間品，價格扭曲系數顯著為負。這個估計結果與預期一致。因為來自歐美地區的中間品大多是高附加值中間品，并且存在明顯的價格正向扭曲，其價格正向扭曲越大，說明其附加值越高，因而對產品質量升級的貢獻就越大。而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間品附加值相對較低(估計其價格存在負向扭曲)，因此其價格扭曲對產品質量升級不利。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實證分析并沒有充分考慮我國出口產品的要素密集度。從理論上講，中間品的價格扭曲對不同要素密集型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會存在一些差異。為了檢驗此假設，我們分別考察了不同附加值的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對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影響。

3. 基于我國出口產品要素密集度的檢驗

首先來看低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這一組。容易發現，不管是哪種要素密集型出口產品，其扭曲系數均顯著為負，但勞動密集型產品系數絕對值較小。這表明低附加值中間品的價格扭曲顯著地阻礙了我國勞動力、資本及技術密集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但它對勞動密集型產品質量升級的抑制作用較輕。對此估計結果，我們認為這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過程中對進口中間品投入比例較低有關。此外，扭曲與企業規模指數的交互項在三種情形下均不顯著。這說明低附加值中間品與企業規模因素的組合并不會顯著影響產品質量。研究還發現，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組，低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與資本、勞動力配置比例交互項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組，低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與資本、勞動力配置比例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對此，我們給出的解釋是：對勞動密集型產品而言，低、附加值產品的價格負向扭曲并不會顯著影響勞動力與資本、中間投入品等的配置比例，因此扭曲不會顯著影響到產品質量;而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而言，低附加值中間品的價格負向扭曲會刺激企業投入更多的低附加值中間品，減少資本要素的投入，從而惡化了兩要素的配置比例，因而降低了產品質量。

再來看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的情形。我們發現各模型下的扭曲系數均顯著為正，但勞動密集型產品扭曲系數最小。這表明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對所有類型產品質量都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它對勞動密集型產品質量升級貢獻最小。此外，扭曲與企業規模指數的交互項系數在各模型中仍顯著為正，這說明不管企業是否實現規模經濟，只要它在生產中投入了存在價格正向扭曲的中間品，都會有助于產品質量升級。這與上文理論假設仍保持一致(前文理論分析認為，存在價格正向扭曲的中間品往往是附加值較高的中間品，國外生產商為了維持壟斷利潤，對其進行了較大程度的價格加成)。此外，研究還發現，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與資本、勞動力配置比例交互項系數均不顯著。對此估計結果，我們認為可能是因為高附加值中間品價格扭曲并不會顯著影響資本與勞動力要素的投入比例導致。

五、研究結論

本文從價格扭曲的視角探討了進口中間品價格扭曲對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影響。首先從理論層面闡述了不同的價格扭曲方向對最終產品質量的影響機制，認為如果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正向扭曲，則扭曲有助于最終產品質量升級，而如果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負向扭曲，則扭曲會抑制產品質量升級。

在實證層面，我們以我國出口產品質量為研究對象，利用2000-2007年的工業企業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的合并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第一，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正向扭曲，這種扭曲顯著促進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少部分低附加值進口中間品存在價格負向扭曲，這種扭曲顯著抑制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第二，基于進口中間品附加值和來源地的分樣本檢驗結果表明，高附加值進口中間品能夠顯著促進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而低附加值卻顯著抑制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歐美地區的進口中間品比港澳臺地區的中間品對我國出口產品質量的刺激程度要大。第三，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出口產品的分組估計結果表明：存在價格負向扭曲的進口中間品對我國各類出口產品質量均存在顯著抑制作用，但它對勞動密集型產品質量抑制程度最輕;存在價格正向扭曲的進口中間品對我國各類出口產品質量均存在顯著促進作用，但它對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質量促進程度最輕。

作者吳艷芳(山東管理學院)，王明益(山東財經大學)，原文發表在《南開經濟研究》2018年第一期(124頁-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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