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余股份認為：以產業思維謀劃鄉村振興，結合鄉村的區位條件與產業環境，尋找差異化發展道路，構建鄉村可持續發展機制，將成為鄉村發展的重中之重。

一、“三荒”問題成為鄉村振興的三大瓶頸

根據用田、用人、用地三大關鍵因素，目前鄉村振興基本會遇到以下三大難點：“田荒的鄉村缺產品，人荒的鄉村缺活力，地荒的鄉村缺建設空間”。

在這三個限制性條件下，鄉村振興的推進實屬艱難。

1.農民不務農——田荒

近年來關于田荒的相關新聞官方媒體及自媒體均有所報道，如人民網所報：2022年9月走訪山東省濱州市惠民縣淄角鎮，鎮上100多畝高標準基本農田雜草茂密撂荒;問政江西投訴鷹潭某地300畝高標農田騙補后撂荒……從現實情況來看，多地鄉村農田多處于撂荒狀態。

2.鄉村空心化——人荒

伴隨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大量鄉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而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教育資源的上移與鄉村教育的萎縮成為勞動力返鄉的阻礙，可見農村勞動力“空心化”現象無可避免。

在七普15-49歲年齡組中，城鄉人口在數量上的差距極大，“村子里只剩下中老年”的直觀感受非常明顯。從六普到七普，20-29歲年齡區間的鄉村人口減幅卻高達六成。根據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全職務農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僅占1.21%。

六普和七普兩次人口普查間按年齡分的鄉村人口變動情況

3.開發受限制——村荒

由于農村人口大量向城鎮和非農產業進行轉移，導致農房“空戶化”現象突出，大量農村房屋和宅基地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根據《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7)》顯示，2000-2010年全國農村人口減少了1.33億人，但農村居民點用地卻增加了3045萬畝，每年因農村人口轉移而新增的農村閑置住房多達5.94億平方米。公開或引用的數據顯示，全國至少有7000萬套農房和3000萬畝宅基地處于閑置狀態，一些地區的農房空置率甚至超過了35%，造成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

二、鄉村振興模式創新的階段歷程

十九大之前，政府、村民、企業各自在鄉村發展中尋找建設空間與發展機會，主要特點是單線開展、各自為政，在后期才逐漸形成了如“田園綜合體”等升級模式。在此期間的鄉村振興，根據不同投資主體，有著較為突出的共性特征，如政府主導型表現為“修路、刷墻、建廣場”，市場自發投資開發表現為“采摘、釣魚、農家樂”、農旅主導開發型表現為“咖啡、民宿、打卡點”。

十九大之后，鄉村振興有了明確的總體要求，也成了市場與資本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資本主導、模式復合的特色尤為鮮明，即由市場帶動各種資源向鄉村涌入，至此開始出現由市場主導的更加多元化的鄉村振興模式探索，包括以田園社區為代表的地產驅動型;以計家墩理想村為代表的設計驅動型;以上海青浦張馬、崇明富田村為代表的商業驅動型;以未來鄉村為代表的投資驅動型共計四類，每類模式的具體實施方法及開發路徑，儒余股份均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

但在外部不確定性持續增加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下(2022年以來尤為明顯)，市場主導的鄉村振興開始出現抗風險能力不足、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部分鄉村項目甚至出現市場投資方與本村居民之間引發矛盾沖突等問題。

近幾年“資本下鄉”趨勢鮮明，但本質上仍是聚焦在土地價值，是在城鎮化的發展慣性之下，對于鄉村土地資產剩余價值的終結性收割。而單純拿走土地價值、資產價值，會使得鄉村更具備優勢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與潛在的經濟價值失去依托與載體——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抽走了鄉村振興的基礎，以“飲鴆止渴”的方式促成了短期的繁榮，而后就是矛盾頻發，包括村民與運營商的矛盾、村集體與開發商的矛盾等等。不考慮鄉村本質的鄉村振興模式，終將走向衰敗。

在這種背景下，第三階段的鄉村振興發展呼之欲出，政府應該發揮統籌作用，有效協調各方利益，以更加系統的方式推進鄉村振興。

三、鄉村振興的發展邏輯重塑

在2023年記者會上，關于鄉村振興下一步具體工作要突出的關鍵詞是“全面”，即“鄉村振興不光是發展經濟，而是要全面彰顯鄉村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

彰顯鄉村的四個價值關鍵是要實現鄉村的資源轉化。資源轉化關鍵在于鄉村能夠直接對接市場，產生經濟及社會效益。

從產業思維角度來看，地方政府需要明白如何將現有資源進行搭配，將其向產品及產業層面轉化，延伸至市場，即不再是單一條線發展模式，通過資源整合實現“1+1>2”的效果。

未來，鄉村振興項目的參與方主要分為監管方、所有方、投資方、管理運營方、項目經營方及社會社團組織共計6類主體。

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同樣存在相對標準的開發邏輯，即“策-規-投-建-管-運”，六位一體、責任分離。

儒余股份自2014年開始鄉村振興領域相關研究工作，從“三農”問題實踐、合作社模式研究、農超對接模式研究、農資及農科專項、農產品品牌化發展、農旅結合、農產發展、農業科技園建設等多維度進行了研究探索，調研腳步遍布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陜西、新疆等地區，對不同參與鄉村振興的主體進行了多次調研訪談與持續的模式跟蹤，在鄉村振興領域有較為成熟的方法論、路徑策略、投資機制與產業資源匹配體系，提出了“以產業思維系統謀劃鄉村發展”的總體思路，考慮“發展邏輯+投資邏輯”一體兩面，目前已經在江蘇部分地區進入實踐落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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