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通過對一些漸趨理性的企業調查發現，幾乎大部分企業都是在謀取煤炭資源的過程中，按照煤炭富集地區的地方政府就地轉化的政策要求，而被迫上馬煤化工項目的。多數企業因煤而化，倉促上陣，準備并不充分，導致煤化工項目上馬后，又因種種原因騎虎難下，力不從心，甚至鎩羽而歸。

　　由此可見，是地方政府“逢煤必化”的土政策，綁架了我國新型煤化工產業的發展，種下了苦果。地方政府逢煤必化的土政策是煤化工發展一度跑馬圈地、盲目爭上、遍地開花的直接責任者。

　　首先，破壞了當地生態平衡。地方政府堅持逢煤必化的初衷是發展地方經濟，帶動當地就業。這些地方希望高投入能帶來高回報。殊不知，煤化工不僅是一個高回報產業，還是個高耗水、高污染的“高危產業”。而我國煤炭與水資源逆向分布的現實，使得大力發展煤化工的地方，已經開始出現水資源的嚴重匱乏。黃河水道被沿途的煤化工項目過度索取，成嚴重透支局面;個別地方的地下水資源被過度開采，已經對當地的生態造成不可逆的損害。更為要命的是，煤化工的“三廢”對地方的環境影響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堪憂。廢水、廢氣難以實現零排放，廢渣難以全部綜合利用。個別地方因煤化工的排污問題還引起當地百姓的集體上訪，對地方的維穩造成巨大壓力。

　　其次，重挫了企業經濟實力。實事求是地說，我國對新型煤化工的產業化發展并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所以才有5種技術路徑的示范項目。從一些項目示范的效果來看，雖然個別企業的個別路徑實現了產業化，但大多數煤化工企業仍受困于技術不成熟、人才不夠用、設施不配套等瓶頸問題。即使已經投產的項目，其效益也未必盡如人意。最要命的是環保問題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逼迫企業必須就地轉化，而企業為了得到煤炭資源，即使缺乏化工方面的能力，也只好接受“城下之盟”，步入這一“高危產業”。結果，進來了真的吃了大虧，弄得自己筋疲力盡，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最后又不得不退出。特別要說的是，此輪煤化工項目的“大躍進”，又多以大型國有企業為先鋒，以國有投資為核心。而國有企業和國有投資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計代價、不講成本、不顧效率，是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就地轉化誘惑的，其結果也是損失最大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地方政府就地轉化的土政策使市場規律失靈，顯然有悖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