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在“十三五”期間啟動一項“精準醫療重點科技研發計劃”，并將選擇性地在全國各個具備條件和優勢的區域中的醫院和社區內建設示范中心。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院院長李亦學在28日的浦江創新論壇智慧醫療產業論壇上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了這一信息。

　　國家層面強力支持

　　“精準醫療計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建設區域示范中心，把示范中心的成果運用到臨床實踐，而且其中必然需要醫院和病人的參與，這個計劃與智慧醫療密切相關，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李亦學表示，該計劃的論證階段已經結束，“十三五”期間肯定會啟動，國家層面對此項目會有“非常強大的支持力度”。

　　早在今年3月，就有報道稱科技部在我國首次關于精準醫學的專家會議上決定，2030年之前在此項目上投入600億元。

　　時隔半年，精準醫療計劃已經完成了論證。但是，在產業和社會層面，對于精準醫療的討論仍在熱烈進行，與精準醫療密切相關的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概念，在醫療方向的運用被不斷深挖。

　　“我們搭建起來云服務平臺之后，已經向多個領域深入，健康是我們的一個重點項目。”金山軟件CEO張宏江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強調了金山云的“AllinCloud”戰略。

　　張宏江認為，智慧醫療體系的建立依靠三大技術支撐，一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結合，二是移動醫療的普及，三是連接起孤島的云平臺。

　　“今天我們的社會有很多患者，但是我們的數據是支離破碎的，無法很好地從數據中提取出一些很好的病例數據，從而得到一些經驗總結和研究。”張宏江舉例，三甲醫療機構自己的病人過多，無法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些疑難雜癥上，更無法和社區醫院進行交流，這是醫療系統運行模式的問題。

　　隱私和參與

　　精準醫療的概念最早由美國醫學界在2011年提出，今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宣布啟動精準醫療計劃，并斥2.15億美元作為第一筆投資。該計劃還將搜集數百萬志愿者的健康數據進行研究，因此，注重隱私和鼓勵全民參與，成為該計劃一個硬幣的兩面。

　　對中國的相關行業人士來說，這兩面同樣存在，并且機遇和挑戰因人口規模而放大。

　　精準醫療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基因測序，基因信息的數據化一旦掌握，便可能在未來將過去中國面臨的負擔轉化為資源。

　　生命科學企業華大基因執行副總裁朱巖梅表示，中國有數量龐大的病源和樣本，一旦擁有成本低廉的數據采集工具，從全基因組到疾病，每個人將從生到死不同時間的基因檔案建立起來，那將會是規模龐大的數據。

　　朱巖梅提到，中國在精準醫療領域具有“本土需求”，這體現在，中國目前的出生缺陷率為5.6%，由此造成8000萬殘疾人，而發達國家的水平為2%多一點，此外，中國的腫瘤患者5年生存率為33%，而發達國家是70%。

　　“如果能夠通過這樣的技術平臺，幫助中國把出生缺陷率降低50%，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同時把腫瘤患者5年生存率從33%提高到50%，行不行？我們如果把所有的醫院聯合起來，不管是原來的電子病例還是現在的樣本采集，中國這么多的病床、這么多病人，如果我們關注這兩個最根本的民生需求，是不是就是中國最經典的創新需求？”朱巖梅表示了自己對精準醫療市場需求的理解。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信息中心主任劉帆則表示，醫院數據通過兩個方面產生價值，一是臨床研究，通過回顧或預測尋找規律，二是通過臨床數據幫助醫生做出更好的診斷，“我個人認為，醫院的系統化絕對不是移動治療掛號和支付等等，而是所有數據的整合，它能發揮的價值遠遠大于醫院的單一系統。”

　　需要更多開放數據

　　朱巖梅在談及基因采樣時提到了一組關于唐氏綜合征——一種由染色體異常導致的先天缺陷——的檢測數據，在全球62個國家做了74萬例孕婦檢測，檢測準確率高達99.99%。一旦檢測樣本擴大，成本就可以得到大幅下降，屆時將有更多人得到預診。

　　但是，即便準確率如此之高，相比醫院產生的大量數據，上述的檢測樣本規模依然太小，精準醫療需要依托更大的開放和共享數據。

　　上海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高解春表示，中國完全有條件在精準醫療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但是，頂層設計非常重要，民間也要有共識，共同參與醫療數據的完善。

　　“每個人都要為社會做貢獻，不能說我的數據不進數據庫。只要活在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要進去，和醫保一樣。”高解春說。

　　而劉帆更強調數據的隱私和使用倫理，他表示，精準醫療產業里，采用醫院的數據時一定要是過濾了個人隱私的豁免數據，“個人的數據放在這個群體里不應該涉及個人的隱私，應該沒有姓名、沒有年齡，變成一個群體數據，這個數據是可以拿來做科研和研究用的。”

　　精準醫療所面臨的倫理問題不止一個，比如，不少人提出質疑，通過精準醫療預診出胎兒基因的唐氏綜合征，那么這樣的生命就沒有選擇來到這個世界的權利嗎？“媽媽來決定，其實倫理要隨著科學的進步而進步。”朱巖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