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一些發達國家在實施碳稅(或相關稅收)后，從開征碳稅國家的實際情況看，減排效果是明顯的。

　　碳稅(Carbon Tax)是針對CO2排放行為征收的一種稅。是以減少CO2排放為目的，對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氣、汽油和柴油等)消耗所產生的碳排放行為，按其含碳量或者碳排放量所征收的一種稅收。

　　碳稅最先于上世紀90年代初在北歐國家實施，并從1992年起在歐盟一些國家得以推廣。目前有奧地利、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德國、意大利、荷蘭、挪威、瑞典、瑞士、英國、阿爾巴尼亞和捷克等國家開征碳稅或氣候變化相關稅種。北美國家的一些地方政府(如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城圓石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開征了類似碳稅。日本、新西蘭以及法國等國家也在考慮開征碳稅。

　　丹麥對碳稅實施效果評估表明，如果不征稅，企業將多耗費10%的能源。2005年丹麥企業共減排CO2 230萬噸，其中一半歸功于碳稅。當然，不同國家各有側重，大部分歐洲國家傾向于開征碳稅，而美國則熱衷于碳排放權貿易。

　　從制度建設的基礎條件以及制度運行環境來看，碳稅相對于碳排放權貿易具有明顯優點：一是碳排放權貿易需確定碳排放總量并分配碳排放權，涉及多方利益，在未達成一致前實施難度大，且它對市場環境和基礎條件要求較高，而碳稅開征則更顯靈活性;二是碳稅符合污染者付費原則，而碳排放權貿易則允許擁有較多排放權配額的企業在排放量下降時出售其排放權，故碳稅相對來說更公平，也更透明;三是碳排放權貿易因交易成本高，一般限于發電業等能源使用大戶，碳稅適用于所有排放CO2的對象;四是政府可以通過碳稅獲得收入，并用于節能減排。

　　當然，碳稅也有缺點：一是由于需求價格彈性影響，碳稅的減排效果確定性不如碳排放權貿易明確;二是來自企業的阻力較大，企業一般偏好碳排放權貿易。因為如果采用初始排放權免費配給制度，相當于企業獲得部分不需要納稅的排放量;另外對于碳排放量大的企業來說，如果企業實現減排，可以對排放權進行出售。

　　綜合來看，碳稅和碳排放權貿易都是推進碳減排經濟政策的重要手段。著眼于中國國情，碳稅制度相對容易推出，對實現2020年自主減排目標可能更具立竿見影的效果;而碳排放權貿易則應根據市場條件情況，作為長遠制度建設目標。所以，在目前背景下，我們認為有必要借鑒國際經驗，適時引進碳稅制度。

　　中國開征碳稅負面影響可控

　　中國是《聯合國[微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簽約國，目前雖未承諾減排義務，但作為CO2排放大國，限排和減排的國際壓力與日俱增。開征碳稅不僅符合國際環境政策的發展趨勢，也可以提高自身的國際形象。

　　對企業來說，開征碳稅會加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負擔，但是也可以激勵企業探索和利用清潔能源，加快淘汰落后產能，研究和使用節能減排技術，結果必然是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與發達國家普遍建立環境稅制或綠色稅制相比，我國尚缺乏獨立的環境稅。開征碳稅，既可增強稅收對于CO2減排的調控力度，也有助于我國環境稅制的完善。特別是在“稅收中性”原則下，可減少其他扭曲性稅收，實現整個稅制結構的完善和優化。

　　開征碳稅后對GDP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其促進CO2減排的效果十分明顯。

　　我們采用國內外研究稅收政策影響的主流分析工具，運用2005年投入產出表，包括15個生產部門、2類居民和6個基本模塊，選擇5種不同的稅率水平(10、20、30、40、70元/噸CO2)，對我國開征碳稅的影響進行了動態分析(2011年開始的10年長期影響)。相對不開征碳稅的情況，從縱向看，碳稅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和減排效果逐年不斷增強;從橫向看，碳稅稅率越大，增強的幅度越大。在10元/噸和70元/噸的稅率水平下，對GDP的10年累計降低幅度分別為0.19、1.67個百分點，對投資的累計降幅分別為0.25、2.75個百分點，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累計減少幅度分別為0.14、0.66個百分點，對CO2累計減排幅度分別為18.57、114.15個百分點。

　　從行業結構上看，能源行業和重工業受碳稅的影響是減少行業產量、提高行業價格和減少進出口，影響程度高的行業主要為煤炭采洗業、天然氣開采業、電力工業、有色金屬、鋼鐵行業等;而對輕工業和農業等行業的影響是增加行業產量、降低行業價格和增加進出口，且影響相對較小。

　　由于開征碳稅對部分高耗能行業、能源成本比重大的行業影響較大，而這些行業可能是一些地方的支柱型產業，所以開征碳稅過程中可能面臨來自行業、部門乃至一些地方政府的阻力。

　　另外，在我國開征碳稅需要處理好與現有對能源征收的相關稅種之間的協調關系，需要從政府間財政關系上處理好碳稅的收入歸屬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和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需要把開征碳稅放在財稅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環境下統籌考慮，其配套、協調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難是顯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