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曾有一個著名的理念——“不作惡”,后來騰訊提出“科技向善”。為什么這些科技巨頭對善惡如此在意?

正所謂,權力越大,責任也越大。一個企業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就會淪為賺錢的機器,能力越大,對人類帶來的傷害越大。為了確保企業發展不脫軌、不偏航,這些科技巨頭將善惡上升到價值觀的層面。

對關乎人類生命健康的科技企業,更應如此。技術不是少數人的特權,如果先進的技術,不能惠澤大眾,不是讓世界更美好,那么它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與價值。

讓技術惠及普羅大眾,是應有之義,然而,很多生物醫療公司忘記了這一準則。它們為了追求暴利,憑借技術的優勢地位,將價格定得高不可攀,好好的一項技術變成誰有錢誰做、少數人的專享。這離“科技向善”相去甚遠,也與“技術普惠”背道而馳。

當前,全球進入善經濟時代,“利他”如同一雙無形的手,會將資源自動地流到最稀缺的地方,分配給予最需要的人,從而創造出最大的公共利益。

生物醫療技術,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應該為公共利益服務。就像新冠疫苗一樣,如果研發疫苗的醫藥企業都追求暴利的話,這個世界將無法想象。事實上,一項先進的生物醫療技術,也只有成為公共服務產品,才能迎來大發展。研發新冠疫苗企業的市值屢創新高,正說明了這一點。

在西方發達國家,癌癥早篩是一項重要的公共服務品,物美價廉,人人可負擔,政府可接受,企業可發展。而在我國,由于癌癥早篩項目的價格十分昂貴,單癌種早篩價格高達數千元,泛癌種早篩更是突破萬元,只有少數人才能負擔得起。這不僅影響技術的快速普及,也影響了企業的長期發展。

也許有人會問,“技術普惠雖然重要,但也不能讓企業虧本啊?”企業經營必須考慮社會價值。同樣的癌癥早篩技術,“一萬塊錢的價格賣給兩百人”與“兩百塊錢的價格賣給一萬個人”,賺的錢差不多,但意義完全不同——后者意味著幫助一萬個家庭遠離了癌癥,其社會意義大得多。

既然技術普惠如此重要,它的衡量標準到底是什么?在我看來,衡量一項癌癥早篩技術是否普惠,大概有四個標準:

一是技術先進性。在生命科學領域,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技術來源越能解釋生命的普遍規律,其應用于醫學的普惠價值越大。

二是成本可控性。掌握核心技術、規模化制造是關鍵,這樣才能更好地控制成本。

三是價格適宜性。企業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盡可能滿足“人人可負擔、政府可接受”的原則。

四是渠道便利性。如果癌癥早篩技術覆蓋每個城市的社區診所,那么老百姓出個門就能做。這就是渠道便利性。

這四點也是衡量癌癥早篩企業是否具有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也是華瑞同康一直努力的方向。過去的二十年里,華瑞同康在這四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如,通過獨家引進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TK1研究團隊研究了數十年的胸苷激酶1(TK1)檢測技術,實現了技術的先進性;通過建立檢測設備與試劑的專業工廠,實現了規模化生產,最大程度降低了成本;通過200元-300元的適宜定價,實現了TK1檢測技術“人人可負擔”、“政府可接受”;通過全國數百家公立醫院,建立了完善的渠道終端網絡,實現了渠道便利性。

從創辦至今,華瑞同康的癌癥早篩檢測超過了1000萬人次,幫助無數家庭遠離癌癥。今年下半年,華瑞同康與山東濟南市的惠民保項目“齊魯保”展開了深度合作,濟南市的930萬市民用極其普惠的價格就可以享受到TK1癌癥早篩服務。

同時,華瑞同康很早就開展了TK1檢測進社區、進街道的公益活動,為數萬人免費做癌癥早篩。接下來,我們計劃為一百萬人免費做癌癥早篩,切實履行企業公民的責任。

未來,華瑞同康將與更多地方政府、惠民保、公立醫院、公益組織合作,讓TK1癌癥早篩技術惠及更多人。

癌癥早篩是目前中國稀缺的公共服務品。二十年來,華瑞同康一直秉持“利眾利他利己”的理念、以“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發展癌癥早篩事業,因為我們堅信,只有技術普惠、人人可及,華瑞同康才能創造一個“人人無癌”的理想世界,擁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健康中國2030規劃提出,我國癌癥總體5年生存率提高15%,要實現這一目標,做好癌癥早篩的技術普及工作非常關鍵。華瑞同康將一手抓科學普及,一手抓技術普惠,加快實現健康中國2030癌癥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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